德军占领的卢浮宫

喜欢旁白的俄语好喜欢（虽然俄语作为一门语言并不好听，但是就是有种莫名的喜欢）
感谢HKIFF让我花25港币看了这么耐人寻味的电影 电影本身讲述了一个并不算复杂的故事情节 引人深思的是强硬的俄语独白 作为一个俄罗斯导演把不设防的巴黎作为大背景与抵抗的布尔什维克对比 尤其谈到无名的尸体被扔进万人冢 被敌军围困时母子第二天被吃掉的惨状 让我想起了同样是战争时期的长春围城
并且 纳粹高官的保护行为 其实会不会是人性中对美的渴望与追求 也就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人性的要核 （和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保留伊斯兰权力象征的阿尔罕布拉宫有同样的考量）
“旧世界仍会影响后人发动巧立名目的战争”
“卢浮宫是关于人的博物馆”
“如果这些肖像活着，能不能帮现代的我们预测未来”
包括作者最后对结局的引入 有一种长远的 超越时间限制的想象 功德会被铭记

      对俄罗斯导演索洛科夫有所了解的人看完这部影片后，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另一部博物馆题材电影——《俄罗斯方舟》。的确，两部作品有着诸多相似：原始感的长镜头，纪录片式的旁白，历史碎片的拼贴与错位等等。但是，绝不同于《方舟》对艺术史的留恋，《卢浮宫》的思想内涵更为复杂。显露出导演复现历史的野心，电影是他最为擅长的媒介，而卢浮宫博物馆则是绝佳的载体。
     权力的象征
    卢浮宫从诞生之初就是权力的象征。"古老世界对博物馆的狂热"，皇家艺术宫的地位，让它在几个世纪中被不断复兴。它曾经盛极一时，并在拿破仑时代达到巅峰："凡是世界上有的，都挂在墙上"。之后也一直得到官方的保护，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它的历史可以说是法国历史、欧洲历史，乃至西方历史的缩影。"它比整个法国都重要"。它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几代法兰西君王痴迷于卢浮宫内的艺术品收藏，通过侵略和战争掠夺并收集世界艺术中的奇珍异宝。这种收集的狂热在英、美、俄三国也不分伯仲，所以才会有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它见证了巴黎不流血的和平："巴黎被攻占，其他一切都好"。当"打开卢浮宫，大家舒了一口气"，它更是和平的代价，德军占领了卢浮宫，占领了法国的骄傲，也就战胜了法国。然而这种妥协的和平却是导演所质疑的，他用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手法，电影开始频频出现《自由引导人民》的画作，而在即将结束时却变为了《梅杜萨之筏》。流血和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能统治下的自相残杀。
      历史叙述
    杰姆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时代对于历史的匮乏与渴望：“目前这个时代既深刻地无历史感，又强烈地渴望着一种历史叙事，渴望对一切进行一番叙事性的重新阐释。”当代的人们常常在无意识中失去了历史的记忆，所以有什么发明能够比博物馆更充满历史的气息呢？于是在无历史感的焦虑中，人们得以找到破碎的历史药片以缓解内心的不安。因此，当导演索洛科夫在卢浮宫中思接千载，畅游古今时，卢浮宫也就成为他历史失忆症的一次自我治疗。
    一张泛黄的照片，一段黑白的电影，一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一件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凡此种种交汇出所谓"历史"的面目，混杂、模糊。正如本雅明所做的，"力图在最微贱的现实呈现中，即在支离破碎中，捕捉历史的面目"。
    令人惊诧的是，当我们的手轻扣木乃伊的玻璃罩，或者手指触碰到雕像的手指，当我们的眼睛对上画中人的双目，这一刻，我们似乎触碰到了历史，如同有一种神秘的电流在身体中游走，可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大部分人的脑海应该是空的、无的吧。过度去历史化的现代叙述已经让我们面对历史时不由自主地觉得疏离，最终免疫。由此导致每每同历史距离过近时会下意识地选择逃避，逃避那股沉重，那种复杂。
      东欧看西欧
    这部电影最令人好奇的是，一位俄罗斯导演为什么会处理二战中的法德题材，而不是自己更为熟悉的俄国和德国之间紧张激烈的二战风云。导演索洛科夫似乎是有意为之，从一个俄国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待法德之间的暧昧纠葛。
    《卢浮宫》中导演运用极其平缓，甚至具有浓烈抒情色彩的画面表现法国求和之后巴黎城的宁静与祥和，生活也照旧，只是多了一些德国青年和士兵的穿插，让人全然忘却故事的背景是战争年代。而卢浮宫这座巴黎瑰宝也得以保全自己，免于战火的袭击和血腥的玷污，显得静默神圣。叙述者也情不自禁地高呼："法国啊法国，你是多么幸运，你的姐妹国家，德国，承认了你生存的权利。"因为很快，画面就切换到了此时到苏联：阴森、冷酷的俄国之冬，全然不似法国温暖的气候。尸体遍地、废墟满目，还有大雪冰封的路面，最后则是空旷又惨败的冬宫，字幕显示道："一切冻结在封锁的历史里"。因此之前出现的德国高级军官梅特涅驻足欣赏着卢浮宫中遗留的艺术品这一情节就极富深意起来。同样的军队为什么一个如此文质彬彬，如同天使，而另一个则嗜血残忍，如同魔鬼。
    尽管我们也可以从地理、历史的渊源分析法国与德国的亲近，而俄国同德国的疏离，但从根本上来说，人不就是天使与恶魔的集合吗？
    或者说导演早已洞察法国政治的本质。鬼魂般的人物玛丽安和拿破仑一同在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前，一个仍然低语《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另一个仍高呼"我的，都是我的"，法国民主和专制的关系正是这样微妙的妥协着。
      独裁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拍了20世纪统治者三部曲的缘故，他似乎也很喜欢做电影世界的独裁者，这种对电影的执着，甚至是偏执，从一镜到底的《俄罗斯方舟》中已经初见端倪。因此在这部电影中，他也采用了独裁者式的叙述。用纪录片的旁白，将他的声音贯穿始终，客观冷静，不容置疑，用上帝视角，他洞悉一切，历史只是个玩具，过去现在随意转换，未来也可以任意预言。而这种处理自然也容易造成独裁式的独断专行，如若不能留下些许空白，片子容易满是导演想法的集中表达，这种教科书式的灌输法难免乏味。形式上也难以避免炫技之嫌。契诃夫、托尔斯泰的穿插，导演和海员的对话显得纷乱无序。从观感而言，的确差强人意。
    进一步想来，这部电影可能并不是为观众而拍。时间蒙太奇表现出的除了历史的可再现性之外，更多的是导演斑驳的内心世界，有一股不足为外人道之意。这样，卢浮宫也就顺理成章地化身为一座历史的迷宫，一如卡夫卡的《城堡》。
<图片1>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

一、

戈达尔的这句话已经为我们标示出一个悖论：虚构将抵达真实，追求真实将自身瓦解。我们也许可以举出两部电影来说明这一论点：《阿玛柯德》与《少年时代》。（扩展阅读：http://movie.douban.com/review/7373465/）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不断被揭示出来。新现实主义在影像真实性上所带给我们的有两点：基于理念变革形成的制作新方式，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自由创作等等；同时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在还原现实的感知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后者被另一一场运动所标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道格玛95运动”追求手持摄影的真实质感让影像在捕捉现实的能力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影像不断地“真实化”后，某种自我瓦解便在内部产生。电影看起来与纪录片越来越接近。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被欧洲电影人所预见，而是借助几乎发生于同时的伊朗电影人的一系列杰出创作被告示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伊朗电影遵循两种模式：一种继续在传统新现实主义旗帜下进行创作，包括马基迪和戈巴迪的儿童电影；另一种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将虚构的强力注入影像之中，典型是阿巴斯、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和帕纳西的创作，这两股并进的势力一直延续至今。而阿巴斯在1990年创作的《特写》，不仅在时间上、同样也在创作手法上为这股运动画下了起点。同样，“乡村三部曲”成为民族影像的杰出典范：伊朗电影人已经从“捕捉真实”上升至“暴露虚假”。

二、

以上是从剧情片向纪录片渐进的视角发展出的一条路线，下面我们想将反方向从纪录片入手尝试开辟出另一条路线。

某种程度上，纪录片天然地保证了影像之“真实”，那么从何时开始，“虚构”开始侵入其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需要我们从一场“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中下手。在七八十年代，法国继结构主义之后卷起了后结构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悉数放弃了“理性”、“真理”、“进步”等宏大的叙事。德国哲学家自然也抵御不住这场甚嚣尘上的论争，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中作出回应，称启蒙运动远没有完成，后现代仍未到来。对此，利奥塔以一本专著《后现代状态》反驳了哈贝马斯的观点。在利奥塔看来，启蒙运动无非是一种“大叙事”，而在现代社会碎片化的形态下，只有“小叙事”才能相对成立。这里所言的小叙事指的是一种具有偶发性，受到时间、条件限制，只能部分起作用的叙事。

这种新的观点，导致了客观性和权威效力的瓦解，反映在纪录片制作上，结果自然就是客观性所赖以存在的假设（那个恒定不变的客观视角） 变得不再可信；在现在看来，原先公正与制作真实话语的能力只能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非虚构第一人称电影”的产生。导演开始尝试在纪录片中加入个人喜好、判断与思考，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发声，通过随机的个人意见来削弱自己的权威。虽然看起来这无非是另一种修辞，但在一个权威已经消解的世界，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诚恳真实的话语，进而尝试与观众进行沟通。

三、

拉斯卡罗利将这种新的影像类型命名为“散文电影”，将其看成是对剧情片和纪录片两种分野鲜明的影像类型的融合——“前者是电影人把摄像机作为灵活、透彻、精辟的手段进行个人表达的欲望；后者则是和观众直接沟通，与自我选择的实在的观众建立联系的愿望。”

但在我看来，“散文电影”仍然需要将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发生在伊朗电影中的情况作下分明。在伊朗电影中，剧情片仍然是基本形态，只是在其中加进一些虚构成分，可以看成是剧情片向纪录片靠近的举动。但在散文电影中，保留下来的则是一种纪录片形态，导演在其中加进虚构成分是作为一种对剧情片的模拟来发出个人的声音，更像是纪录片向剧情片靠近。
 
下面，我们来讲讲散文电影的运作方式。在拉斯卡罗利看来，散文电影的运作可以概括如下：“我、作者，在反思一个问题，和你、观者分享我的想法。”她将散文电影分成日记、记事本和自画像电影三大类别，相应的文本承诺如下：“我在记录我亲眼目睹的事件和我亲身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日记）；“我记下想法、事件和存在，以备将来之用”（记事本）；“我在展示自己”（自画像）。

而索科洛夫的电影被归入第二类，即“记事本电影”。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分析《德军攻占的卢浮宫》的基础。

四、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既然是索科洛夫个人的“记事本”，因而可以写进各种不同类属的主题：历史、政治、艺术……；以及容纳各种不同的影像类型：照片、记录影像、虚构影像……从而成为一个“大杂烩”：将个人所思所感悉数通过影像的方式展示于观众。如同我们在展开别人的一个记事本之时，通过笔迹、涂改、写下的文字、画下的草图等等，将窥见对方的秘密。观众作为一个交流对象，也在观影过程中不断“窃进”索科洛夫这位创作者的内心。

这就是散文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纪录片的特质所在：观众并未被看成是一个与作者平起平坐的交流对象，观众召唤而来也不是为了分享作者的经历和思考过程，而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偷听”这些自言自语的私人话语。在《德军攻占领的卢浮宫》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他者，“偷听”到索科洛夫面对德军攻占下的卢浮宫所产生的感受与思考，进而不断从中获取自己的认知和见解。而电影中的那个画外音，就是创作者尝试与观众建立共谋关系的秘密武器。

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中，索科洛夫的这个声音如同为机器自身所携带，机器生成为一具发声器官。一方面，它与影像进行双向交流，另一方面它与观众进行单方向的沟通。前者在《俄罗斯方舟》中已经进行过尝试，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结尾，这种探索更进了一步。索科洛夫让诺亚与梅特尼希并排面向观众坐在一起，并向两人告知各自的命运走向，这种奇特的方式已经超越了打破第四堵墙这种低级创意。后者（与观众建立沟通）在电影中，则是两次对观众的直接发问表现出来——“你清楚吗？”“你明白了吗？”，均是创作者与观众单向沟通的尝试。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个画外音，屏幕所代表的摄影机成为连接影像与观众的中介，那个平面（屏幕）成为贯通真实空间（观众观影的空间）和虚假空间（影像所处的空间）的过渡装置。这当然是一种新的影像制作方式，可以极大拓展影像的展现力。

五、

在此，我还想指出，观众对某一类电影形成的误区。某些时候，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被认为与“散文电影”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在《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剧情片，仍然值得探讨）中，作为创作者的彼得•格林纳威无时无刻不在散播强力意志的冲动，与“散文电影”开放的特质有本质区别。《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中的爱森斯坦无非是他彼得•格林纳威一个人的爱森斯坦，无法生成为任何观众的爱森斯坦。（这实则是一部集权电影，破解了任何观看的可能性，观众只能被动接受一个“彼得•格林纳威式”的爱森斯坦，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

即便彼得•格林纳威与索科洛夫在动用各种影像类型、影像密度上存在某种相似性，但本质的区别在于，“散文电影”从来不会将创作者观点强加于观众，而是通过建立沟通让观众自己去看、去思考；彼得•格林纳威电影中暴露出强烈的男根主义，剥夺了边缘话语发声的可能性。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因而可以看成是“主观电影”，“主观电影”与“散文电影”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主观的（甚至是强力的），后者既是主观又是自传式的。

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散文电影”是一种类似女性化书写的影像形态，而另两类影像类型（集权电影与法西斯电影）则是男性书写的典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研究之上，虽然我相信此点，但我恐怕无力再深入了。在此抛出这一论题，留给有志之士继续研究。

（注：散文与女性书写的亲密关系，也许可以先从文学史上去寻找，日本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子。）

--------------------

扩展阅读：《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49703/） （意）拉斯卡罗利
 
这本书非常有创见地探讨了散文电影的三种形态：日记电影、记事本电影和自画像电影。但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种类型：书信体电影。这一类电影虽然不多，但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比如《鸿雁传影：维克多•艾里斯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往来影笺》。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这部作品，除了在美学上有着非常考究的设计，对影片拍摄形式也有着大胆的尝试，用超现实手法尝试运用于纪录片，无论是画幅的改变还是历史人物的再现，导演不止为了个人风格化的技术要求，更多的则是在探讨战争之下人类文明的走向，卢浮宫如何在拿破仑的掠夺下汇聚无价之宝，在二战不抵抗下免遭涂炭，而反观当时苏联冬宫境遇形成明显反差，在去政治和意识形态下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具有足够的高度及宽度，而正是在这种视角下，所有无论是拿破仑、希特勒还是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所有个人的命运都显得微不足道。大师级的美学形式以及哲学深度，在形式及内涵上都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