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随着影片题材和故事的变化，张艺谋找到了新的视觉形式和影像风格，从仪式化走向另一个极端——纪实化，于是诞生了《秋菊打官司》以及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中大部分镜头通过偷拍完成并采用了众多非职业演员，这对张艺谋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其实，《秋菊打官司》这部片子从原著改编到拍摄手法的确都是带有很多偶然性：首先，原计划拍摄的影片《一地鸡毛》已经纳入了拍摄进程而因种种原因临时改为《秋菊打官司》；其次，编剧刘恒最先是将《秋菊打官司》写成了生活轻喜剧，后来张艺谋又突然决定改为纪实风格。虽然看似偶然，但其中有着必然的决定因素。



前三部作品已名扬海外，但电影套路和风格形式大致相同，不断求变的张艺谋这次尽量避讳造型写意之势，将视角投向当今农村老百姓的生活。通过纪实方法，最大程度地淡化技巧和戏剧性，以求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使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人的关注上来。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张艺谋借鉴了很多纪录片的创作手法。首先在设备上全部使用16毫米的摄像机和胶片。从而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感。



其次在景别上，张艺谋舍弃了之前突出演员脸部的近景甚至特写镜头，多使用与人眼相类似的中景和全景，从而突出了客观的感觉，很好地还原了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状态，给观众呈现一种真实的时空关系，营造出整个影片粗粝的质感。



不过，张艺谋也没有丢弃对传统民俗造型的偏爱，从影片中一



串串红彤彤的辣椒以及结尾给小孩过满月时的场面，我们依稀可见他惯用的手法。

温情的觉醒

    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 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

    这是90年代初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个隐喻。空间的另一端，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嘴里喃喃着：“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在三轮车上，坐在大巴上，甚至坐进了小轿车里，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镇上，再从镇上到市里，只为“讨一个说法”。

    张艺谋的视角睥睨着这片神奇又现实的土地，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某种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在没看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看过许多关于它的评论，这似乎是观影的大忌，果然，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形成了“刻板印象”。评论说，这出“民告官”是中国社会底层政治桎梏开始解放的反映；是对法制化的热切盼望；是社会改革过程中对人的地位和属性的观察；甚至还有评论说，这部电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以展示中国社会底层的落后和不堪博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以卑微的姿态交换奖项。

    所以，张艺谋是耿直而朴素的，或者也是自卑的。但是，在看完之后，我却获得了另一番感性的认知，我以为，张艺谋的批判是温情的，至少是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呈现的。

    这部电影我只看了一遍，许多细节早已四散，但我还记得：廉价旅馆上了年纪的老板，热心地提醒初来城市，对申诉材料毫无准备的秋菊，哪些材料是必要的准备，哪些门路会对她的案子有帮助；路边看自行车的大爷，好心地提心秋菊，需要买一身城里人的衣裳穿上才能避免更多的坑骗；那个配了公家小车的市公安局长，对秋菊的来访无奈却仍坦诚相待，告诉她正常的程序，婉拒了秋菊的礼物还请秋菊和她的小姑子吃了一顿，最后还让司机送她们回家，村里议论纷纷，“秋菊是坐局长的小车回来的”；甚至是村长（雷恪生真是演到了骨子里），这个碍于面子拒不道歉的村官，最后在秋菊最危难的时候，召集乡亲把秋菊送到医院，说他是秋菊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

    在这个动辄因诉求权利而闹出人命的时代，我不知道原来还曾有过这么温情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群属单位越小，人所牵涉的利害就越少，关系处理也就越简单，还是因为现时社会转型的焦虑蔓延太快，我感觉我接触或见证的社会缺失了这种“世故的人情”。

    我希望社会的节奏能慢下来，我希望人们不要那么心急火燎地往前赶，我希望城市的规模不要扩张太快，小城的陈旧与单纯可以多停留一些——扯远了，还是回到电影上来，这部电影透视了人性里那股人情又世俗的张力，是一部有温度的电影。


民众的姿态

    有些感受在观影的瞬间只是残碎的片段，需要找个时间好好梳理一下。现在我想谈谈这部电影中的那些民众，他们的生活姿态是被堙没还是被放大？这是一个极具阐释性的话题，但愿我这篇影评没有跑题。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中国人“民告官”有了依据。《秋菊打官司》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背景的反映。

   整部电影的故事线索是：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为嘲笑村长只生女儿，骂其“断子绝孙”，村长恼怒之下对万拳打脚踢，踢到了命根子。故事线索开始发展，秋菊和丈夫找大夫诊断，结果发现伤势严重。秋菊回村后，气愤之余找到村长要求道歉和赔偿。村长标榜自己身为村长的身份，认为长辈对于胡言乱语的后辈理应对其“教育一番”，所以拒绝赔偿更拒绝道歉。从此，秋菊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在几次调解村长都只作出赔偿而未道歉后，家人和乡亲都劝秋菊放弃，而秋菊倔强地继续，在旁人看来是钻进了牛角尖，是一种愚笨。秋菊的坚持中有对权利的诉求，而这种权利表达更多的是对于尊严的要求，当然，村长拒不道歉也是出于尊严的考虑。这种“面子”上的争夺，可以理解为个体对于家长主义作风的反抗，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萌芽。然而，这样的执着更大程度上是导演赋予的内涵，或者说是这部电影故事性的体现，艺术终究是高于生活的，现实中若有如此顽固的人，恐怕要遭遇更多的阻碍，这也是电影释放出的“温情”的悖论。在电影中，村长并没有“联合”其他力量妨碍秋菊的上访，他只是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姿态，但却从未阻止秋菊的行动，所以，也许是我用心不善，我认为这是电影对于人性的夸张表达，秋菊讨要说法的执着被放大了，村长手中的隐性权力也被单纯化了，更多的冲突矛盾被简单处理，因此影片中人们的生活姿态是导演选择性的表达，是一种柔和的呈现方式，而现实中恐怕要更加僵硬。

    当然，我更喜欢这样柔和的讲述和这样温暖的人群关系，执着得很美丽。


    这部电影产生的节点恰好是90年代初，电影中的画面让我想起儿时的小城岁月，温暖，纯净。城市的发展似乎注定要伴随着一些人的消失。现在再难觅“看自行车”的人的身影了，我想起小时候在城里唯一的电影院前，总会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爷认真地检查自行车辆，后来去的多了就和大爷很熟络，每次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想来仍然觉得亲切。后来随父母辗转各地，去的城市越来越大，却也越来越难以建立这种亲近的关系了。我想那个老人应该和城里的很多景物一起消失了，不知散落何处。

    再来看这部电影，如果它真的是某个村庄人们生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村里的壮丁出去务工了，村里的土地被批出去盖楼了，村里的河道被化工污染了……这些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会不会也发生在它身上？人们过年的时候还会聚在一起看戏享受那点简单的乐趣吗？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还会这般纯朴而美好吗？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幕后视频，满头金簪一身华服的巩俐带着一如当年《秋菊打官司》里的大大咧咧甚至仍有些土气的笑容说：“他（张艺谋）知道我能给他些什么。”


现在转过头来看《黄金甲》，虽不至于不假思索地将其归类为彻头彻尾的烂片，但完全可以看做一部内容空洞主题无聊的装逼电影，除了一个神经质的巩俐能让人好歹撑到周杰伦唱起《菊花台》。而说到《秋菊打官司》，无论对于巩俐还是张艺谋来说，这部电影绝对成就了他们人生的高潮。尤其对于巩俐，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后，这个影响力说实话到现在都掷地有声，因为这份荣耀，在稍后的《霸王别姬》国际宣传上，巩俐甚至超越第一主角张国荣成为了电影最大的宣传点。彼时巩俐与张艺谋两人感情也是美满甜蜜，真的觉得人生之得意不过如此。


豆瓣的剧情简介一向坑爹本片的也是如此。不过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秋菊的故事说起来跟剧中的几个人物一样简单，乡里乡亲之间的小事碰上了两个牛脾气的直肠子结果越闹越大，这样的套路在央视一套八套的各种以东北河北河南农村为主要发生地的“描述改革开发以来XX村在XX领导下的巨大变迁”电视剧里屡见不鲜。但是此类电视剧重的是歌颂，而秋菊重的是描述，从乡到县到市，秋菊每一次打官司找说法电影都事无巨细地把事情经过表现出来，想必任何一个看完电影的人都会对秋菊那句“额就是要个说法”印象深刻。这样的安排起到的作用是：一开始谁都会因为村长蛮横不讲理而觉得秋菊死命打官司做得对，而从秋菊退了李公安为了息事宁人而买的点心开始，随着秋菊开始显得得理不饶人地一层层地向上讨说法，你也会慢慢讨厌起这个没有文化只认死理的农村妇女来。到最后秋菊难产，秋菊丈夫求村长帮忙，村长傲娇片刻最后还是尽心尽力帮秋菊上医院生下孩子，你会发现这个故事说到底就是普通的人矫些普通的情，一个人牛脾气一个人又拉不下面子而已，根本不存在对错，也根本不需要任何决断。所以说有些事还是不要弄得上纲上线当真了才好，最后真想收场时倒又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特别佩服这部电影对真实市井的还原，虽然按电影拍的时间来说事情发生在当下，但是剧本是写的，演员是演的，我却完全感觉不到任何做戏之处，乡邻的日常生活，夫妻间的对话，邻里间的寒暄，再到乡里县里市里各人的言行举止，真的是现实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连乡公安局的一个小官说话的官腔都真实可感，这绝对是编剧与表演的胜利。巩俐自不用说，这份毁形象的精神拿到美国绝对当年的奥斯卡板上钉钉，更不用说除了形象连灵魂都要扮出十足十的土气。你看海报上那一个农村红的油头女人，哪有半点演员的样子，顶多是某村里一枝花而已。


说到表演，念台词也是表演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秋菊打官司》的台词更是不一般的重要，因为导演很少给人物特写，经常是人物的广角镜头脸都瞧不清的那种。这样的摄影模式很有话剧的意思，但却苦了演员，因为话剧还能靠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语气突出的台词展现人物，而电影再夸张也不能露表演痕迹，于是这言语之间就更见演技了，字句的停顿轻重缓急，语音语调方言的模仿，都是难题。巩俐的台词一向厉害，《秋菊》便是个代表。扯远一点，现在当红的女演员里有几个表情动作是到位了但一说话就出戏，一样是科班出身，难道还是以前的学生质量更好？


张艺谋原是摄影师出身，对摄影要求自然不会低，《秋菊》说的是个农村故事，所以摄影风格走的是粗犷原始的路线，看起来脏土乱，但事实上仔细看就会发现摄影很讲究，自然光的打法心思很多，构图也是颇有心思。片子的每一帧画面都弥漫着一种九十年代的感觉，这也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拍才能有的观感，去年的《最爱》说的是同一个时代的故事，但仿出来的时代感还是半点都比不上实际的感觉。所以说复古什么的，说白了就是有些拙劣有些不那么拙劣的模仿，看腻了现在意淫过去而已。


其实《秋菊打官司》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全片里没有一个伶牙俐齿的话唠，引起村长打人的骂人话放到现在就是普通聊天，全片最流利的一段话应该是法院宣判了。秋菊这种更是受了委屈也不会打嘴仗，说话缓慢温吞得令人着急，想起现在人人都以有弥漫着小聪明气息的毒舌贫嘴而自豪，各种段子帝嘴贱帝受到百般追捧，不由得感叹原来改革开放是让这个国家越来越聒噪了。

看这个片子，我似乎找到了中国想要做到法治社会艰难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基础文化，是人情文化。而法律是不讲人情的。

秋菊最后表情，折射出怎样的心理呢？作为剧中人物，显然结尾是尴尬的。与秋菊打官司的本意是背离的。她无非就是想要一个说法罢了，而法律给的说法伤害到了人情。

一个人情社会，怎么普法？

看完后半段
只记得这位老先生
为什么没有影评提到？

真是一个睿智的老人，
分析为什么秋菊会赢。
那段话，让我拍案：



但是电影要表现出来的东西，要积极向上的，法律是法律，是不会被人所左右的，无论是当朝天子居庙堂之高，还是黎民百姓处江湖之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段话，我却看得震惊了，分析的颇有深意。

张艺谋1992年拍得这个故事其实很完美，基本上是惩恶扬善，也算是给1992年的公民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司法教育课。

正如那个代理律师说的，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就跟公安的行政协调不一样。司法是不讲究人情的，它只涉及程序上公平与正义。

所以好人局长会被告。本质不坏，而且有恩于秋菊的村长也会被行政拘留15天。尽管秋菊直到最后都没要到一个“说法”（实质正义），但全面的认可程序正义，是近代法制的重要进步之一，事情发展至此，也已经再无“说法”，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心里不认错，再怎么逼迫或者惩罚，他在心里都可以不认错。某种意义上，秋菊要得”说法“（村长诚心道歉）永远都得不到。

而我在意的是，故事里面除了村长外，其它的政府行政人员，公检法人员的形象居然大都十分正面，那个村里的警关还愿意自己掏钱买点心来息事宁人，更别说那个站着跟秋菊一起吃午饭的市公安局局长了。

因为这基本上在2011年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所以这片子在目前看来并不是个现实主义作品，而更偏向于了魔幻现实主义。

如果在那个时代，小乡村的行政权利堕落还仅仅限于村长为了面子而拒绝道歉的话，我们生活在的现实可能会如同“光荣的愤怒”里面，村支书光荣的台词:"这个村子已经烂到根里面了。"

所以如果让我来重写这个故事，那么便是村长直接踢得秋菊男人丧失生育能力，秋菊去乡公安反应情况，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当夜回家时就被由串通好了的乡长以及乡公安指使的打手打出了一个流产。

秋菊去县公安反应情况，再吃闭门羹。回来时发现乡长带了一队拆迁队把他们家房子给强拆了。

全家人都责怪秋菊惹事，丈夫也闹着要离婚，可秋菊下了狠心要去上访，结果村长受到消息，通报了上头，县领导“高度重视”，带着一队警察跨省追捕，把秋菊抓回来之后直接关到市里面的精神病院里面去。

结尾同样是秋菊迷茫而执着的面部表情大特写，只不过背景是贴着雪白瓷砖的精神病房内了。

以上的内容，都是我根据这几年的重大公众事件的一些联想，而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是成都某县公检法系统领导亲口在饭桌上放出豪言：“在XX区，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

”杀了人，也能搞定？”我的父亲开玩笑的问道。

对方咧开了脸颊上的纹路，收小了声线，放满了节奏的说道：”杀了人，不要把事情闹大，我们安静的处理了，就好了嘛。“

嗯，杀了人，安静的处理了，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