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像

       这是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牵涉到两个国家，但无论是施害人还是受害者，似乎都不愿再提到这段历史，宁愿这段历史不再存在。相反，倒是在国际社会中，这段历史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毕竟发生在一个现代世界里，毕竟是一场血腥而野蛮的屠杀，毕竟有数十至一百万人因此而死亡。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直醉心于这段历史，继2012年拍摄《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之后，又在最近拍摄了《沉默之像》。

　　这是发生于1965年印尼的一场屠杀，被杀死的是印尼共产党，而其中大部分是华人。时隔四十八年之后，《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找到了当时的一个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让他出来讲述并且重新演绎当时的残暴场景。安瓦尔·冈戈，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尽管在影片中已显衰老之相，但演绎起杀人情景来，仍是劲头十足，得意洋洋，一脸轻松。似乎死于自己之手的，并非鲜活的与自己一样的生命，而只是一堆无关紧要的物件。他在影片中的演绎，恰似当时印尼真实情形，在那个人间地狱里，人们已经杀红了眼，人性已经泯灭。在一步步地演绎之中，冈戈表现出悔意，并且害怕着被害人的索命。而在现实中，印尼政府却从未反思，死去的人依然冤魂不散。

　　影片拍得相当残暴，让人不忍卒看。虽然带有一种仪式感，却很是真实，还原了当时整个事件。观众可看到，当人不受限制之时，人性之恶是如何地迸发；当人有着权力时，会变得如何的自大并视生命如草芥；当人在肆意屠杀生命时，又会是如何的花样百出创意无限。只因与自己有着不同的信仰，只因与自己不同的种族，就可以毫无怜悯之心，将其如蝼蚁一样杀掉。与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不同的是，纳粹是制度在杀人，个人躲在了制度之后；而在印尼的屠杀，则是个人冲在制度之前，自愿伸出自己的双手，手持弯刀、铁丝以至一切可以杀人的东西，在杀戮中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体会着权力的快感。

       相对而言，《沉默之像》拍得更成熟一些，没有了花哨的东西，非常的平实，让遇难者施难者只是面对着镜头，直面着真相。那种血腥就淡去了，留下的就只是伤痛，以及面对真相的勇气，还有对于真相的逃避。纪录片中的主角是个小商人，靠在乡村给人配眼镜谋生。他有着年迈的父母，还有可爱的儿女，生活过得还算不错。但压在其心头的，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的哥哥也是死于那场屠杀，而极其残忍杀死他哥哥的凶手，仍然还活在这个小村庄中，仍然对着镜头兴高采烈地说着当时的残杀情景，毫无忏悔之意。他哥哥死之前饱受凌虐，曾经三次被虐杀，死时极端的痛苦。而这，正是压在影片中主角及其家人心中的重担。

　　《杀戮演绎》对于那段历史做了反思，不过，影片却将整个历史背景模糊化，未有深入地分析屠杀事件出现的前因后果。何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会在印尼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为何共产党人特别是华人成为被屠杀的目标？而这两点正是让事件相关国讳莫如深之处。

       印尼政府作为屠杀者，其暧昧的态度还好理解。尽管印尼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屠杀亦是独裁者苏哈托所为，但这场血腥的杀戮，毕竟展示着印尼这个民族的野蛮。而作为一个被他国屠杀了数十万国民的中国，在这个事件上的遮掩态度，却颇可玩味。

　　我们一向将互不干涉内政当作我们外交基石，但细究历史，却并非如此。中共当政之后，支持亚非拉革命成为国家的崇高理念，向世界各国特别是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革命，成为我们外交的必然选择。向为中国影响力所及的东南亚各国，更是我们输出革命的重点。从印度支那三国，到泰国马来亚，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均是奉中国为老大哥，从事武装斗争。印尼更是如此。印尼独立之后，具有强烈左派色彩的苏加诺成为总统，对于中国亲近有加。在此时期，中国支持下的印尼共产党也蔚为壮大，许多华人也纷纷加入印共，号称党员三百万，成为主宰印尼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苏加诺总统卫队军官的翁东中校，是个激进的共产党人，决定发动突然袭击，掌握军队最高权力。当年9月30日，他带领军人抓捕了印尼军队7名将军，将其中6人打死，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印尼共产党亦于一空军基地中，指挥着这场运动。可惜的是，他们漏掉了苏哈托将军，同时也低估了民意。右翼的苏哈托率兵平息了此次叛乱，宣布印尼共产党非法，并逼退了苏加诺。同时，他们认为930运动的幕后主使是中国，宣布与中国断交。这对于毛泽东对东南亚革命的乐观情绪，是相当大的打击。

　　苏哈托在媒体上公布此过程，并为遇难的几位将军重新举行葬礼，上百万印尼人到场哀悼，让苏哈托为首的军方赚足了悲情分。之后印尼的大学生愤怒了，纷纷上街要求惩处共产党，苏哈托等乐得顺从，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在军方的纵容之下，印尼人开始追杀共产党。由于华人加入印尼共产党的不少，他们也借机发泄着早已郁积于心对华人的不满，毕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生活水平也普遍高于当地人。那种不被控制的怒火被点燃，那种残忍的野蛮驱动着每一个。他们肆无忌惮地采用各种残忍手段，去折磨杀戮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可谓人间地狱，私刑肆虐，血雨腥风，人人自危。从《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恐怖情形。

　　直到如今，印尼人依旧不反省这段历史。亦如电影中的杀人魔王安瓦尔·冈戈一样，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仍然还以自豪的心情叙说着当年壮举。他们认为其行为避免了一场由国外指使的政变，避免了印尼的红色化，也避免了印尼落入中国人之手。随后几十年国际及印尼本国形势的发展，亦让印尼国民庆幸于自己未被印尼共产党夺权成功。中国的文革、印支三国的赤化，特别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暴虐行为，更让他们觉得当时选择正确。而作为有如此之多国民在他国被血腥屠杀的当事国，中国一直未有坚决地站出来。当然，此中毕竟有难以言说之处。输出革命的理想，遭遇到了野蛮的血腥回击，革命利益胎死于暴力之中，同时殃及池鱼。

　　在影片中，我们在最后看到了安瓦尔·冈戈的悔意，而这种悔意并非来自于他的反思，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对死亡的畏惧，他害怕那些冤魂会向他索命。而更多的人却仍未认识到那场屠杀的血腥与野蛮，认识到对于生命的尊重，认识到这样的行为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只要中国政府的态度依然那么暧昧，只要印尼的野蛮还未进化到文明，只要印尼的民主化过程还是这样摇摆不定，这种杀戮行为仍然会不断地演绎下去。

    《杀戮演绎》是从大处着眼，将其放置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追寻历史的真相，叩问人性中的残忍。而《沉默之像》则从小处入手，以家族之惨痛历史，折射那段让人心悸的历史，更注重追寻者的勇气，以及杀戮者及家人的良知。前者演绎着杀戮的历史，后者从沉默之中凸现人们逃避麻木或者悲抑不舍之像。
       
       在《沉默之像》，配镜的镜像反复出现，既出现于受害中家人，也出现于施害者一方，以及当时的旁观者脸上。这与纪录片中主角的职业相关，更是导演表达其观点的一种借喻方式。人的视力会衰退，对于历史的记忆亦会模糊，借由着调试红色的配镜，在遮蔽着自己脸庞的同时，或可还原出事件真实的一面。戴着红色配镜之人，皆为历史的亲历者，他们或身处暴戾之中，身染鲜血；或目睹所有的惨状，遗忘也难。对于受害者家人，这是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法释怀，当然需要追寻真相，还死去的亲人寻求一个公道。对于施害者亲朋，却无法直面受害者亲人的追问，面对镜头连连躲闪，直呼为何要去翻几十年前的旧账？即使他们是事件的得利者，其心灵也难以摆脱冤魂的缠绕。因为人人心中都还有残存的人性，纵使有万千理由，人性也容不下暴戾的屠杀。

       当然，亦如影片中施害者亲人所言，这是政治所为，身处其中的小老百姓是无法扭转历史的，个人只是政治那架机器里的零件。确实如此。人们可以因为自己不同的利益及立场，而选择不同的政治行为，这无可厚非。政治洪流可以裹挟着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人得为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当政治或者革命的喧嚣散去之后，留下的却是千百万个具体的人，他们得直面相对。杀戮虽然是一种制度行为，但却是通过某个人的手，去屠杀着另一个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个人在这里是无法将自己躲藏于制度后面，而逃避自己个体责任的。受害者无法去向冷冰冰的制度索命，却可以指证那个持刀之人。

       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指证艾希曼机器般的屠杀，充满着哲学的意味。传说中法官所问开枪的东德士兵的话也许更好理解：“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两寸吗？”是啊，杀戮是命令，但残忍却是你心灵的体现。你得面对良心的拷打，也得面对历史的追问。
（此文一部分来自于以前所写关于《杀戮演绎》的影评，略有改动。）

我对印尼毫无了解。因此矫情地说，在这部谈论遗忘的纪录片面前，我也属于失忆者。写这篇影评的目的，不是要评论这段兽性横流的历史，只是为了记下影片对于一个无知观众的影响。

我看见三个版本的故事：


版本一

1965年，主人公的哥哥被屠杀了两次。第一次，他的肚子被划开，跌跌撞撞穿过田地逃回家里。夜晚，他呜呜呼唤，向妈妈要咖啡喝。翌日，杀人凶手又至，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垂死的他，把他带到河边，从身后切开了他的下身。

他的死，仅仅是一场大规模杀人行动的粒子。这场以反共之名扩散的政变，最终演化成”平庸之恶“的典型案例：近一百万人被残忍处死，而凶手们却坚信自己只是履行了职责。

多年以后，带着父亲的失忆、母亲的不忘，主人公开始借助导演和自己，四处寻访当年的杀人者和幸存者。他发现杀人者们如今大都生活富足，并在导演的镜头里得意洋洋地重现当年的兽行；他伴随幸存者重回修罗场，默默听着一些旨在化解罪孽的祝祷。

他问了杀人者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想以道义之名引他们悔罪。结果是，基层凶手只爱谈杀戮细节，当年的指挥官则对他连哄带吓，没有人做出悔罪的表示。

不过，有几个凶手提到死者之血的功用。据他们回忆，由于当年杀人太多，凶手们普遍相信，只有喝了死人血才能避免发疯。

有两次寻访，凶手的家人也受到质问。他们均推说此前不知亲人的恶行。最终，两个人表示了歉意，另两个人则表现出愤怒和厌烦。满脸横肉的凶手儿子对着镜头讲道理：我爸爸杀了某家的家长，但几十年来，我们和那家还是好邻居，伤口早就长好了。你现在跑来骚扰我，非得戳破愈合的伤疤，你要干什么？

另外一个人的道理更为精炼：只要还有人记得这场惨事，惨事就一定会重演。这句话被某个当年的大统领翻译成政治语言，就是：哪个家里死了人还追究此事，哪个就是潜藏的共匪！

末了，主人公的父亲在自己家中惶惑地爬行：他终于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并因此害怕不已。主人公的母亲见到了一个当年的幸存者，把皱纹堆垒的泪眼贴上对方的大手，哽咽道：“你还活着。我儿子死了，你还活着。”

她和丈夫南辕北辙。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被人杀掉两次的儿子。


版本二

1965年，印尼社会的一部分人杀了一部分人。

导演被杀人者长久的洋洋得意震撼，决意探寻他们的心灵。

他当然认为这是一件大惨事。但当他把镜头逼近这些杀人者蠕动的五官时，评判渐渐褪去。他细致观察着这些脸，对它们所指代的意义系统表示深深的惊奇。

这是道义可以评判的事情吗？他逐渐产生了如此一问。于是，他也把同样的观察集中在主人公噙满泪水的脸上。这一套蠕动的五官，就一定比杀人者的脸更有力量吗？

母亲肃穆的面容，父亲骨瘦如柴的裸体，这些湿热画面的力量，也是杀戮回忆的参与者吗？导演慢慢看着，呈现着。

最终，故事还是故去了。影像则长存，那里面没有凶手，只有很多张你读不懂的脸庞。


版本三

在印尼，作威作福的人们往往是一场屠杀的凶手和受益者。任凭受害人百般质问，他们依然对自己的恶行洋洋得意。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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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之后我才知道，导演在巡展期间带上了主人公，两人在各地放映现场一道回答提问。主人公不会说外文，导演就给他做翻译。

鉴于影片镜头的运用比较残忍（总是用逼视的方式观察受访者的脸），我妄加猜测：在保持叙事平衡的前提下，作者似乎在用第三个故事吸引话题（带主人公巡展）、用第一个故事追求艺术高度（真实素材拼接而成的诗体结构），而他的创作激情，则很可能主要归属于第二个故事。

Adi的爸爸早就开始不记事了。他半身不遂的陷在轮椅里，像一块轻飘飘的过期瘦肉，被老婆扯上床，一遍遍擦拭七零八落的肢体。他忘记了年纪，反复念叨着自己只有十六七岁，虽然老婆口中的103岁也有那么些夸张；他忘记了儿子的名字，包括在院里对着他耳朵大声说话的Adi，以及那个在1965年离家后就再也没回来的大儿子。他只记得儿时的那些苏门答腊童谣，奄奄一息的吐出歌词中美丽的姑娘、清澈的河流……

可是，家乡亚齐的河流早已不再清澈，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掌权的军官总统苏哈托在印尼全境对疑似共产党员的猎杀活动，同样点爆了这里。好几千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被虐杀后丢入河中……后来，河边的居民再也不吃鱼了，因为鱼儿估计已经被他们的孩子喂肥了。这其中，也包括老人遗忘的大儿子、Adi从未谋面过的哥哥，他在一个夜晚被行刑队捅伤后又挣扎着逃了回来，军队接着又来抄家，以带去医院为借口，在半路上折磨并割下了他的阳具，再将残缺不全的肢体丢到了河中，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

罪行本来并没有被遗忘，甚至是以某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果”，屡屡被凶手得以的提及甚至炫耀。有着百万计人命的刽子手，继续做着这个国家主人公，他们是地痞流氓、警局长官甚至政府官员；而受害者家属，则在恐惧远大于谅解的情绪下，战战兢兢的与杀害他们子女兄弟的凶手为邻。

会说苏门答腊语言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早在13年前，就开始介入对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纪录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结合着当代艺术和戏剧表演的伟大纪录电影《杀戮演义》，片中加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

这样的情形，证明着印尼的国族记忆，肯定出了大问题。

这次，约书亚再接再励，从受害人视角入手，杜绝了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而更深邃的呈现出又一部纪录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他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理所当然的简单心愿也并不容易。屠杀的幸存者劝他适可而止，“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包括母亲在内的受害者家属，担心着知道越多伤害越深；凶手家属沉默良久后，不高兴的回应，“我们从没听父亲提过这些事，约书亚和你干嘛非要来揭开伤疤，就不能在现实里好好相处吗？”；还没死去的凶手，虽不至于在坚毅的Adi面前在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得意样，但也要在一番尴尬许久的沉默后，才不得已的吐出一句“对不起”。

Adi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些“可怕相邻”，是因为有着一个便利的职业身份——眼睛验光师。他时不时以免费验光为名，走进这些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家中。之所以能认定他们是凶手，也是因为加害者的高调所致——他们曾在约书亚10年前的录像素材中，手舞足蹈的复述着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酷刑杀了什么人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甚至出版了漫画绘本，分篇章讲述着自己杀死32个共党分子的故事，并声称曾喝下受害者之血，“那样可以避免精神问题”。

遗憾的是，在印尼，包括大屠杀在内的任何案件都会在18年后失效，意味着那些刽子手们永远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可国民历史教育却对孩子们进行着黑白颠倒的洗脑，纪录片镜头跟到Adi儿子的课堂上，老师生动的讲述着“九三零事件”，“没有信仰的共党分子俘虏并虐杀了六名军官，挖出了他们的双眼。”而在另一段1967年NBC新闻纪录片中，右翼行刑队员在镜头前讲述：“苏哈托上台后，共党分子们纷纷投降，踊跃要求处死自己。”

于是，验光师的职业身份和积极寻找真相的行为，也代表着导演希望能借助纪录片之力，至少对洗脑教育进行那么一点扭转。前作《杀戮演义》在今年奥斯卡上的夺目表现，也证实着有良知的电影始终还是能发挥正义力量的。得意忘形的刽子手门开始担心审判会不会重启，而就在今年7月，印尼也总算在独立65周年后，首次实现了民选政府。
悲凉的是，Adi并不能收获大多数加害者的“对不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笑眯眯的死去，剩下的也行将就木。而受害者们，要么也因老年痴呆症的到来渐渐失忆，要么继续在恐惧带来的沉默惯性下，不敢言说曾经发生的一切。毕竟这里是有意无意从不去记忆什么的印尼——我们俗话里“将一切忘在爪哇国”的地方。

Adi的老妈妈玩着桌子上的跳豆，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希望听到呼唤
的他，能在壳子中显影一刻；影像素材里的刽子手来到河边，比划着胜利手势，合影留恋，电视机的这边，Adi一动不动，一幅沉默之像。
   首尾呼应着，黑夜里，泥泞土路上缓慢行驶来一对卡车，几束昏黄的前灯在景深处煞是耀眼，像是火焰开始燃烧，又像是一场实打实却又注定永远不让人看清的罪行。

约书亚·奥本海默继《杀戮演绎》后再次聚焦印尼苏哈托统治时代对共产党的屠杀，受害者家庭成员采访施暴者本人及家属回忆这段历史，那个黑暗暴虐的时代之后，反共者依然掌权，当年的凶手依然可以以英雄自居而把杀人经历侃侃而谈，而只是想得到一句抱歉及愧疚是如何困难，在影片最后一老妪痛苦流涕的道歉可能是给了一个难得的圆满，但是这件事件背后的人性泯灭及政治逻辑值得深思。超过50万华人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没有追责、没有制裁可以理解为对和平的珍视，但多数华人的对此类事件的遗忘以及独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懑，同时多代印尼人对此的遗忘及认同无疑看到了不同政党却近似相同的洗脑手法及反人性的政治逻辑，我们应该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才能有客观的历史认识及更为正确且自由的思考，强加的、被灌输的认知只会塑造一代又一代扭曲的人性及荒诞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