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

我知道《大寒》这步片子是看到它出现在售票软件的排片中，了解到这是一部慰安妇题材的影片。并没有看它的简介就购票了，可能是因为小众的原因，知道这种片子排片不会很多。

看完后才反应过来，这部影片有近两个小时。整个观影过程的确挺煎熬，一是因为这段历史的厚重，二是因为片子对人性的表现。

片中受害者的养女因为养母的经历，而嫁不出去，最后约三十岁才嫁到了远村的一个大她小二十岁的鞋匠。因为那边不知道她养母的事情。按照中国的男女比例，他们村中或多或少应该存在娶不到媳妇的男人，或许他们宁愿打光棍也不愿娶一位因养母有过不好遭遇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养女看不上这些光棍，但从片子看来，养女并无过多的要求，只是想逃离这个家把自己嫁出去。由此可见，村民的偏见之深。

片中多次表现村民对受害者的歧视。且父亲以女儿爲耻，养女以养母为耻。可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呢？她们是受害者啊，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没把她们抓去，也许被抓去的就是你自己或是男人的媳妇或是你的女儿，就是这一点，你们也应该感谢她们的被迫牺牲，才保住了你们所谓的干净。可她们并没有想过你们的感谢。

从另一方面讲，她们作为弱势群体，她们在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村民在做什么？连自己村里的女人都保护不好，我们又算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生活在我周围，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的态度不那么好，你能告诉我那样是不对的吗？

慰安妇，可能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词，或许也懂它的意思，但究竟懂多少，那估计是另外一回事。这部片子或许可以让你直观的了解一些，此片改编自真实故事，既是改编则有虚构，作为电影艺术，是允许虚构的，所以不要因为题材特殊而将其特殊化。用纪录片来拍这个题材很好，但纪录片很难将当时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而剧情片则能弥补这点，给观众以直接的内心冲击。

剧中有句台词是：“说出来的都是能想起来的，还有说不出口的”。她们不愿意说，我们不想听，这段历史就过去了？

最后老人说出：“娃子们，以后可得把家门看住了，可不能再叫人把门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意味深长而无责备之意。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电影《大寒》复映了。

在年初贺岁档，《大寒》票房惨淡，无奈下线。如今，暑期档重新上映，坦白说，我对其票房依旧悲观。

往小了说是，人们对这部影片是否会有兴趣，是否愿意为此付出时间；而往大了说，这可以涉及消费时代如何消解这类沉重的历史题材。

其实，单从影片本身来看，有些差强人意。毕竟，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慰安妇这一群体已经“被观看”了太多，她们的“苦难历史”不应该被反复“消费”。

这并不是对影片的否定和质疑，而是对表达方式和视角的一种商榷。

“慰安妇”存在的历史真实性已经不容置疑，客观、真实记录她们的遭遇是对历史的尊重。但是，影像呈现上，不应仅仅满足于讲述她们令人痛彻心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她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思、我们应有的作为。

影片一开始，上世纪90年代的山西农村，村里的后生提亲，因为是“慰安妇”的“闺女”，觉得名声不好，以后会抬不起头来，拒绝了这门亲事。

曾经饱受摧残，幸运地活下来了，等待她的却是村里人更长久的偏见、轻视、鄙夷和被疏离，这种村里人的“嫌弃”，不是更让人心寒吗？

就像一位老人所言：我恨日本鬼子，这不假；可我更恨的是我们村里的人。

影片最后，主角大妮说“打春了”。的确，依照节气，打春之后，天气渐暖，可更冷的人心呢？

其实早在1940年代，作家丁玲创作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丁玲说，作品提出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丁玲最好的作品。

小说以一位女性作家的视角讨论了一位在饱受日军凌辱，逃离慰安所返乡的乡村女子贞贞的遭遇，乡邻的蔑视、不屑和冷漠，让贞贞在肉体创伤之外，更多了一层因“不光彩”生发的心灵屈辱感。小说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探索更多纳入到一种革命叙事和女性解放的言说中。而随着1990年代，“慰安妇”问题重回公众视野，这一“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讨论价值。2002年，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也被改编为电影《贞贞》。

2016年初，围绕上海一座慰安所是否拆除的争论或许是一个更现实的注脚。

在学者们看来，它的去与留要慎重考量，可正是它曾经的身世，让更多人质疑保留的必要。

有人认为慰安妇就是妓女，有人认为慰安妇事件不是正能量的事件。受采访的高中生甚至觉得“慰安妇”三个字说不出口，不光彩，还是少了解为好。

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关乎历史和现在，背后仍是我们当下对这一群体似是而非、躲躲闪闪的认知和评价。

长久以来，我们更多抱持一种“雪耻型民族主义”情绪来看待“慰安妇”问题，极少关切到那些幸存者的个体遭遇和生活命运，她们生活悲惨，无依无靠，背负屈辱的记忆“苟且偷生”，一如鲁迅所言，“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

《大寒》的结尾，一排排带框的名字，127位，她们都走了。

面对她们的苦难，我们是应该有负疚的，这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负疚，而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负疚。

旅美华裔作家哈金饱受争议的作品《南京安魂曲》，在小说结尾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难解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安玲，作为日军罪行的证人出席东京审判，当她正要走进法庭的时候，一位穿和服的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走到她身旁，向她鞠躬，说：

“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然后对孩子说：“叫奶奶”。

“奶奶”，男孩有些讷讷的说。

这原本是多么温情的一幕，可就当安玲感受到亲情的瞬间，她突然意识到她们不能相认。作为被摧残的中国妇女的代表，她不能让人知道她有一位日本儿媳，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这可能是一个更宏大的命题：无辜负疚。

Ps：当然，如果暂时抛开历史、战争纠葛，站在同一人性的角度，站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上，日本导演熊井启在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望乡》值得一提。

影片改编自山崎朋子《山打根八号娼馆》，昭和初期，日本大批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被贩卖到南洋当妓女，被称为“南洋姐”，命运坎坷，受尽屈辱，有人客死异乡，有人侥幸回到故乡，却要承受世俗鄙夷的目光。

本文首发于“书影斑斓”（ID：sybl-1975)

文 | 书影君

01

有一部国产影片，是关于慰安妇题材的。2018年春节档上映31天，在众多“贺岁大片”的围剿之下，票房只有可怜的143.1万元，最终“荒凉下线”。

在商业大潮席卷下的中国，题材涉及一段远在80年前中国老人的屈辱历史，年轻人普遍不知道或者不感兴趣，意料之中。

比如去年上映的同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开始公映时，排片也少得可怜。

8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这部山西人拍的山西慰安妇的影片，选择在这一天复映，重回国内院线。

这部影片，就是张跃平导演的故事片《大寒》。

02

我专门看了一下豆瓣，这部《大寒》因为评分人数不够而没有显示分数。在寥寥不多的评论里，也不乏批评影片拍摄水平不高之类的言论。

说实话，刚走进电影院时，我更多地也是怀着一点点小小的责任感。认为这样不忘屈辱历史的影片，又是山西人拍的山西事，需要走进影院支持，而把对影片的艺术性期待放在了一边。

但是，当认真观看过影片之后，我感觉，导演张跃平把这个令人悲伤的故事讲好了。我沉浸于剧情之中，全程在线，没有丝毫地走神。

我可以说，导演讲故事的能力，比正在热映的《一出好戏》要过硬。至少，影片的所有细节，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常情常理，而且，情是真的，理是通的。

我总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塑造，如果想让观众认可，那么至少应该做到，人物所言所行、所思所选，观众会感同身受，会产生“如果是自己，也只能这么做”的想法。

03

在一场老人的葬礼中，影片拉开帷幕。

随着铁锤重重地将钉子砸入棺木盖板中，张双兵老师用盂县口音的旁白，向观众介绍了故事的背景：“35年，找到127位幸存的受害老人，送走126位了。”

张双兵老师作为山西慰安妇的民间调查者，35年来，孤身一人以寻找、采访、书写、协助诉讼等方式，自费帮助了127位遭受日军性侵的山西籍老人。

这部《大寒》，就是根据127位老人的故事，整理改编而成。

山西阳泉盂县梁家寨乡桃园村，一位父亲气哼哼地拉着儿子，走出一家人的院子。便走边骂：“我就说嘛，果然有问题，就是打死也不跟这样的人家结亲，丢人败兴的！”

这家人咋了？名声这么不好，让乡邻如同躲避瘟疫一样。

原来，这家人的母亲，一位叫崔大妮的老人，在80年前侵华日军驻扎盂县时，被强征做过慰安妇，当地人称为“炮楼里的女人”。

张双兵老师，在剧中扮演他自己。他多年来一直帮助孤身一人的崔大妮老人，砍柴、挑水，聊天。

而崔大妮老人，在整整十年后，才终于将自己悲惨经历，痛哭着说了出来。

04

影片中有几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桃园村被日军当做了治安村，村长梁长贵便需要服务好日本人。

他的这种选择，既是无奈，也是乱世之中唯一的保命之选。正如他对其他百姓所言，虽然让大家捐了不少钱，但这四里八乡的，哪个村没有遭鬼子的祸害？只要咱们村能保了平安，就是最大的事。

大妮被鬼子抓去炮楼，丈夫宝生发疯一般要去寻仇，宝生的爹和娘死命抱住他，甚至不惜下跪哀求：“媳妇死了可以再娶，你就是我们韩家唯一的独苗，你要死了，我们老韩家就断后啦！”这哀求，真实地呈现了宝生爹娘既愚昧又合理的想法。

与一些涉及抗日题材的“神剧”不同，即便涉及慰安妇这个令所有国人对日本军人恨之入骨的题材，《大寒》依然没有将日本军人弱智化。

影片中刻画了一位喜爱画画的日本普通士兵。这个士兵在战前是京都大学美术专业的学生，他在每次大妮遭受其他日本军人凌辱后，为她画像，抚慰她的心灵，让她看到了一丝人性的微光。

即便十恶不赦的日本军人，依旧会有喜爱艺术的善良之人，从另一个侧面，突出了“日本普通民众同样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样一种观点，难能可贵。

这种人物设定，极大地缓冲掉了慰安妇题材影片中，必然满溢的悲惨与仇恨之情。我感觉导演较为理性客观，始终从人性的角度解读世界。不贩卖悲情、不消费屈辱、不宣扬仇恨，只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好的影片，会塑造具有张力的戏剧冲突，从而使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艰难选择、性格转变，因这种冲突而具有了合理性，还能造成观众产生代入感。

05

《大寒》一片中，我看到了三条冲突线。

第一条冲突线，就是真实人物张双兵。

张双兵是一位当地的小学老师，上世纪80年代偶然认识了一位名叫侯冬娥老人，得知了她曾经慰安妇的历史，并且逐步了解到，山西居然还有100多位类似遭遇的老人。

于是，在35年的时间里，张双兵老师作为山西慰安妇的民间调查者，以一己之力，寻找、采访、整理、写作关于老人的资料。并协助老人去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进行道歉和国家赔偿。这场历经十几年、经过日本三级法院审理的中国民间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案件，最后以老人们败诉告终。

剧中，大妮老人的女儿小雪，因为母亲的名声，30岁依旧没有成家。最后她找了一个偏远县城里，年龄大她近20岁的修鞋匠，把自己嫁了出去。

小雪曾找过张老师，让他不要再接触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的举动，使他母亲屈辱的往事尽人皆知，严重影响了她和母亲的生活。

这种被调查老人家属的不理解和排斥，也是张老师感到痛苦的地方。

败诉后，张双兵老师曾经边砍柴边痛哭。

他不知道几十年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这种内心的冲突一直伴随着张老师，他曾对记者说，“也许是老天选了我吧！”

第二条冲突线，就是身为村长的梁长贵。

他开始委曲求全，想尽一切办法讨好日军。送核桃、送土特产、炖鸡炖鱼、捐钱捐粮。只为安抚好日本人，保一村的平安。

而当日本翻译提出让他在村里为日本军人找女人时，他犯了难。翻译官威胁他，如果找不到，就把他十几岁的女儿抓来。无奈之下，梁长贵便将前来桃园村逃难的大妮妹妹二妮送给了日本人。

他这种看似卑鄙的做法，却又是当时情景之下的唯一选择。他作为村长的底线，就是要保住本村的女人。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所有为日本侵略者服务过的人，称为“汉奸走狗”。影片中村长梁长贵，做尽了汉奸做过的事，但就是让观众恨不起来。

最后，梁长贵一家亦未能幸免，老婆女儿双双被杀。梁长贵仰天长嚎“报应啊”，掐死翻译官后，纵火自焚。

导演看透了人性，因为了解，所以慈悲。他不厌恶做了丑事的小人物，只是尽量把当时的环境，以及身处这种环境中的人，无奈之下所能做的选择，一五一十地描述出来，让观众自己评判。

第三条冲突线，就是村民们对慰安妇的态度。

大妮她们是战争受害者，但侥幸从日本人魔爪下逃脱，却逃不脱同胞乡亲们对自己一生的歧视与排斥。

她们的心里，一生都揣藏着一块冰。

大妮的丈夫宝生成为抗日英雄，部队还为此在村里立了碑。但回村那天，却不允许大妮去接，因为她这个被村民成为“炮楼里的女人”，身子是脏的，不能再玷污了英雄。

大妮的妹妹二妮，因为怀了日本人的孩子，被放回村里。村民对二妮吐口水、泼脏水，甚至她的爹爹都大喊“造孽丢人”！

村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打掉二妮肚中的孽种，用擀面杖硬生生地往下挤压、大冬天地把二妮泡在冷水缸里。最后他爹爹实在忍不住，大喊着“爹也不怕丢人啦”，奋力将水缸敲碎。

这种落后乡村里遵守妇道的传统观念，冷酷程度，不亚于日本鬼子的凌辱，同样会伴随老人们的一生。

06

我一直在想，这些曾经被迫充当慰安妇的老人，她们所遭受的屈辱，和现在热衷于玩吃鸡游戏、刷抖音、淘宝购物、点美团外卖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能责怪不懂那段屈辱历史，甚至对那段屈辱历史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他们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明星、汉堡、电子游戏、网络科技伴随着他们成长。

你让他们去感同身受80年前老人的痛苦，岂不是强人所难？

一部电影只要小鲜肉露露脸就可以票房过亿，而关注我国屈辱历史的影片却没人看。80年，足以令人忘掉哪怕再屈辱的往事。这种题材的影片，注定是费力不讨好，也不会得到市场的回报。

我一直觉得，想让年轻人不忘记历史，政府需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对那些拼尽全力、耗尽家财去调查研究、奔走呼吁的民间人士，进行补贴、扶持。

毕竟，一个国家的历史，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正如张跃平导演所讲，“这部影片，不是宣扬仇恨，而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为老人们争取一个干干净净的名声。”

影片最后，缓缓播放127位老人的姓名，其中126位已经打上了黑框。而最后一位在世的老人曹黑毛，也于7月24日去世了。

老人在世时，曾说过一段话：“娃子们，以后可要把咱家门看好了，再不能叫人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只有历尽沧桑，方能体味这番话的辛酸与沉重吧！

07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论是哪一代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我们的父辈所遭受的创痛屈辱，也是印刻在年轻人身上的疤痕。

慰安妇老人所遭受的屈辱，是今天我们能安定幸福生活，曾经付出的成本。我们的年轻一代，不要以为这种生活是与生俱来的，毫无代价的。只有意识到我们曾经付出过如此高昂的成本，我们在享受现在的生活时，就不会那么无所顾忌甚至怨声载道。

为拍摄这部注定赔钱的影片，前后历时六年。为了让后人不忘记老人们曾经遭受过的屈辱，耗费30多年光阴。他们傻吗？

我钦佩像张跃平导演、张双兵老师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心中的一个责任，做着得不到个人回报、甚至得不到他人理解的“傻事”，即使悲伤过，但绝不后悔。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就不会有未来。正是有他们这些人的存在，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保存了记忆，才能使我们看到了未来。

再一次，推荐你去影院，支持这部《大寒》。

为了一份责任，更为了一份希望。

我不知道给这部电影差评的人给了那些国产烂片几颗星。身为男人的你我，守护不了背后的女人，是无能，是耻辱！数十年过去，要遗忘，要淡然，你问问四万万亡魂答不答应！从三十二，二十二再到大寒，这是一次次提醒国人，国耻不能忘，国辱不敢遗。看看现在，真觉得那些每天推送的成为所谓头条的东西，是在教我们娱乐至死哈。国之积弱，今不能报，你我之羞，国之羞，民族之羞。几次泪目，大妮的号啕大哭，背负着几十年的身体的屈辱，丧夫之痛，破家之恨，辱国之仇。张双兵老师，一小学教师，去担起这一民族遗留的责任，大放厥词的我们呢？

最后满屏逝亡号框着老奶奶们的名字出来的时候情绪完全崩掉了，那是迎面拍击而来的凝重。

仅仅只剩一人了。

很喜欢一直在帮老奶奶们打官司的男老师的旁白，普通人的声音，平淡，是区别于普通话的让人能感觉到信服的音调。

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让我从电影的剧情中抽离，平复我的情绪，让我清楚的意识到，这一切在当时都是真真实实的发生过的。

不想去叙述电影，或做什么评价，并没有这个资格，有人能碰这个题材，去讲述这个故事，已经是让我非常感谢的事情了，谢谢导演和所有的工作人员。

与直接犯下的罪行相比，更让我难受的是来自周围自己人发出的，所有背后的窃窃私语和当面的冷嘲热讽，这同样是一种欺凌。

这两种欺凌，全部都是受害人来承担，明明什么错都没有犯的人，成了最大的错误。

老奶奶们（其实很想说姑娘们）受辱的时候，不自觉的带入到了自己，想着，自己会如何做，想到的是活下来，让犯罪的人付出代价，进而发现，原以为最不会改变的人，依然会改变，少年时的想法，是一定会玉石俱焚或者当场以死明志的。我想起那时候的自己，觉得自己的想法永远不会改变并且似乎是看不起忍辱负重的选择的。活的长久了，才发现人生是很有意思的。

同一个时间我想到的居然是人一定要读书，能向上走多高走多高，这样才有可能性去冲破人生中的困局。

是一样的，所有在战争中会激发出的兽性，二战时当众被游街剃头扒衣的女人们，甚至不是战争。

最后曹黑毛奶奶对着镜头说，“娃娃们以后要把门看紧了，不能叫别人一踹就踹开了，把人捉去了。”

会破门而入的，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叫做人的兽。

人一定是兽，兽不一定是人。 要敢于承认这一点，面对它，找出平衡的路径，走下去。 学会应对的方式，坚持自己所坚持的，保护自信所信仰的。

总以为忍忍就过去，人家的刁难是灾，长点就是大灾，忍就好。可是有些就是过不去。好不容易过去了，觉得遗忘就没有了，可是很多时候苦难是轮回的，轮回又轮回，甚至越来越深，越来越恶心。

今天看这个，我恨不得亲手杀了那些日本鬼子，那些说征服就征服的禽兽，即使死也死得干净 。可是为了活就只能生不如死。当人的尊严只能掩藏在眼泪中流下去，而人尊严的征服者在兴奋地狂叫时，我们无言以对。这种事，我可以说希望不要发生，但也明白每次战争都会发生这种事，人命是上位者肉做的玩具。我只希望，我是那个举着枪的人，把渣滓消灭在萌芽中。而那些觉得这太遥远沉重不时髦的人，她们身体中的血和中国人的血液已经背道而驰。我鄙视他们，却也无能为力。毕竟沉重是每个人都想丢弃的。把沉重的过去丢弃在过去，人在此刻没有了国籍的界限，脸上全是扭曲的胆怯和恐惧。

说实话，我是先在网络上较了解了以后再去看的，那些说什么揭人伤疤的事不要做的人，他们大概是不知道，那位农村教师花了36年，照顾127位慰安妇，带着他们跟日本人打官司，可她们直到全部去世都没能得到一个道歉，一个公正，还要在活着的时候，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这是这部影片背后的故事，而那位教师也是遇到了这位好心的导演，才有机会让这部片问世，里面一个个的故事，让我觉得尴尬而又感动，这电影背后的故事更是让我哭成狗，这类题材太恐怖，我不敢去触碰，因为我知道，那一切远远比我们想象的震惊，除了来自日本人带来的伤害，还有周边人的伤害。如果作为评价电影来说，我觉得这部片一分都不值，但如果要按照我心里所想的，五分都不足以表达的我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