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大审判

这片，自己理一下，自己看。

开始，由那个发明家开始搅局：以西瓜的故事来说明事实的重要性。
他的故事：想死却最后获得别人理解的故事。
社会观点：好的发明无人问津，不能报国只能报己。

其次：犹太人改变观点：认真负责、全面看待问题。
他的故事：凡事总有可能，父亲与德国军官妻子的爱情故事。

发明家提出了刀的疑点，质疑检察官的判断。

地铁员改变观点:合理的看待一件事会改变事件的本身性质。
他的故事：叔叔抢劫银行的故事。

守墓者提出了社会问题：官僚机制形成的处理实事畸形方式。

演员开始改变观点：因为很多事实并不可笑。
他的故事：关于真正笑的故事。
社会观点：人一旦遇到需要认真处理的东西的时候，只会打哈哈了事。

大学教授改变观点：整个案件的逻辑性有问题。

医生的故事：一个外来人在俄罗斯的生活，站在人才的基础上。

进行老共产党员证言真实性的验证，结果为不可能。

医生改变观点：证言不实。

哈佛商人反水，出租车司机证明了外来人对本地安全和就业的威胁。

守墓者改变观点：这是一起由于房屋拆迁造成的敲诈嫁祸案。
守墓人的故事：用私人赚钱的法则及建校。
社会观点：很多责任该由社会承担，却只能由民众自发进行。

出租车司机改变观点：寡妇的证言是因为妒忌造成的假供。
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儿子不变的微笑......
社会问题：强权下的屈服和痛苦

艺术家的观点：杀人罪不成立，但无罪的话在这个社会很快被杀，建议有罪，并希望集体帮助这个孩子。
个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社会问题：不做实事，扯皮啊。

最终结果，无罪，少年由艺术家收养，全篇结束。

翻拍片啊，但题材不错，一边骂管理机制、一边讨论民族问题。不可解，我一直这样认为。以前和别人讨论过新疆帮和新疆人才的问题，无解。

动物的一切行为都出自生存本能，狮子的捕猎、羚羊的迁徙、熊的冬眠，莫不如是。不会有人对动物间的杀戮作出道德层面的评价，也不会有人指责食肉动物的残忍和凶狠。
但人类不同，作为社会动物，人的行为不可避免要面度道德的审判，根据康德的理论，人具有情感性，“其有限理性不足以使得人类至善，而其他一些追求的出现甚至能够左右理性”，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一种能够起到规诫性质的规范或指令。

而在当今，显然，法律便是这种制约人类行为的条令，以强制的方式约束人类，使得不背离道德的轨道。法律的作用，即约束与审判。然而，谁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谁能保证法律的完美性，谁有权利依据法律作出审判和惩罚？鉴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可能源自无数的可能，而真相常常蜷缩在迷雾的阴影后，假如法律不能作出最公平的判断，那么，有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替代法律成为第二标尺呢。

《12》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良心。
这部电影由俄国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执导，翻拍自1957年美国电影《十二怒汉》，导演本人也在片中扮演了其中一名怒汉，即陪审团的主持者。
故事讲述一个车臣的男孩，涉嫌杀死自己的养父——一名俄罗斯军官，法庭在三天的审理后，将最后决定权交给了十二名陪审员，他们被送进一间学校的体育室里，需要在封闭的条件下作出判决。

美版的《十二怒汉》我还没看，简介说到其背景设定是在炎热的夏天，涉嫌杀父的是贫民窟的男孩。而俄版《12》，将男孩设定为被俄罗斯军官收养的车臣孤儿，从这个角度讲，显然试图挖掘更深刻的矛盾表达更广泛的内容。

俄罗斯和车臣的矛盾持续近两个多世纪，一直到影片拍摄的2007年，双方仍不时交战，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莫斯科人，对车臣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仇恨和厌恶。在这种背景下，影片巧妙地暗示了法庭上由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判断失误，将民族矛盾纳入影片的体系中，无形中也提高了审判结果的高度。以片中顽固派的头儿——格子围巾的出租司机为首，对车臣人的愤怒让他无法理性地看待整个案件，而是一味认定男孩是杀害养父的凶手，甚至为此与其他陪审员激烈争吵辩驳，一度情绪失控。

电影开头是连续的一帧帧破碎交叉的画面，路上骑自行人的男孩、法庭上的双方辩论、快速下楼梯的人，每个细节看似互不关联，实质上已对整个剧情有了初步的交代。而灰色调的处理，奠定了影片厚重沉郁的基调。电影的所有展开剧情，基本都发生在不大的体育室中，偶尔穿插了几幅象征性的战争画面、男孩父母被杀的现场、男孩在监牢里跳舞的场景。

但不得不说，这是部虽沉闷却不无趣的电影。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十二个人物的性格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动作和细微表情的设定趋于完美，但这还不是最伟大的，最奇妙的是，仅有的150分钟里，不光是人物对待案件的心理发生变化的过程一一呈现，甚至还引申出每个人物各自的故事，每个人的灵魂在这次判决中都得到了一次洗礼或者说是升华，看似平淡，实则惊心动魄。

从进体育馆的那一刻，十二怒汉的性格各异已经有了明显的展露，为了搞清楚谁是谁，我把这段来回看了三遍，并在纸上记下了所有人较明显的外型特征以及性格特质。事实证明，细节记录非常有用，尤其在后面论述案件的阶段。一开始所有人都很浮躁，毕竟案情已进行了三天，且人证物证俱在，似乎毫不费劲地可以开始表决男孩有罪了。演员男去弹锁起来的钢琴玩，软弱男在厕所发现了女学生的巨型胸罩，小胡子发现一个针筒兴奋不已，竖条纹西装男乐颠颠去开电视看母亲的节目，外科医生把小胡子的针筒甩到了飞镖盘上，墓园管理员坐下看书，其他几位也都坐下来休息。直到，主持者——导演本人提示表决开始。

11有罪对1无罪。反对意见的提出者（直接叫反对男好了）顿时被大家用惊异的眼光围住，这案件还有什么疑点？为什么要反对？审了三天不是都可以定罪了吗？但反对男只是略带一点拘谨说，太轻易了，这么下决定太轻易了，这不是买西瓜，不甜的话可以扔掉，我们举举手，可能这孩子一辈子都要在监牢里了。

影片从这里开始，便进入到一种处处都是紧绷的张力的氛围中。一人对十一人，而且，重要的是，反对男没有丝毫的证据能证明男孩并没有弑父，唯一能支撑他的论点的，仅仅是因为他相信那孩子的诚恳。出于一些连他自己都不能完全确定的怀疑，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而反对是唯一能拖延时间的办法。

第二名以匿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反对的，是眼睛老头，一名犹太人，他讲述了父亲的爱情故事，犹太人和德国军官妇人的爱情，老头含着泪讲完故事，说道“一切皆有可能”，而男孩的无罪也是一种可能。此外，他对男孩律师的态度表示质疑，律师的表现消极无力，可能背后另有隐情，于是他投票认为男孩无罪。
第三名，软弱男。该男的性格便是怯弱、谨慎、胆小、神经质，在讲述自己叔叔的故事时，我几乎觉得他快激动得死掉了，软弱男的叔叔曾一时踏入歧途成了抢劫犯，而警察局局长不计前嫌宽恕了他一切的罪过。这一故事与案件并不关联，但软弱男一想到此便深怀感恩之心，继而认为，人需要宽容他人的罪过。
第四名，演出男。该男为半个犹太人，一开始最急着做下判决的人赶去演出的人便是他，但他想到自身的经历，从他人一个微笑中获取的鼓励，从而也是投了同情票。
第五名，小胡子。胡子男有点结巴，但正是他提出了本案中第一个确切的疑点，即，为何男孩杀人劫钱后要回到现场，这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

这五名反对者后，为了对案件有深入了解，十二怒汉在体育馆里布置了模拟案发现场，并试图重现案发全过程，同时对证词及证据进行核实，以期能获知真相。这里引入了一些推理元素，一举打破了前面近一个小时里的沉闷。经案情模拟后，条纹西装男投了反对票。但条纹西装男显然是个懦弱无能的家伙，在出租司机一番愤怒的逼问下，便吓到呕吐，顷刻后又改变了主意。
之后在对杀人用法进行分析时，有发现新的疑问，精于刀术的外科医生投了反对票。六比六。而影片，恰好进行到一半。
随后，一番讨论后，夹克衫男、墓地主任、爱因斯坦模样的老头也表示反对。
接着反对男出示了两张照片，证明法庭上的目击者——案件地对面楼房的女人是出自嫉妒做下伪证，经一番详细的心理分析，顽固男痛苦地讲述了一段自己与儿子故事，一方面认可了反对男的心理分析，另一方面也证明，他对这个年龄的男孩有种偏见，认为他们都不服从管教，从而对案件有了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

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讲明故事的流程，是因为这些细节背后有着太多的东西，比如说，所有的陪审员都是普通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职业各种不同的人生，而对于一个处在他们对立面的毫不相干的车臣男孩，他们完全可以不在乎，完全可以统统举手表决有罪之后去过自己的日子，完全可以把这次判决当做人生的一个小插曲一笑而过；但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不是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他们对生命反而有种更真切的同情和怜悯，而这种对生命的责任感，从反对男的质疑开始，渐渐波及到每个人的内心，引导着他们找回自己的良心——人类最高贵的品质。

影片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法律是永恒，至高无上的，可如果仁慈高过法律呢？” 片中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小鸟与富含信仰意味的圣母像，都暗示着，真正的公正来自内心深处的决定，来自人类肺腑中的道德标尺。如反对男对鸟儿说的，你可以飞走，或者留在这里，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不否认鸟儿和圣母像的出现，乃是导演为了升华主题而刻意创造的道具，有些生硬，且带有说教式的意味。但鸟儿展翅飞进茫茫大雪中的画面，以及反对男亲吻圣母像的情形，依旧令人感动，就好比明知电影中的玻璃都是糖做的，但看见有人从破窗而出的时候，仍然替他疼得慌。

故事结束，我脑子里的想法还没结束。我所想的，是美国与俄国等国家的陪审团制度。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这是每个成年公民的义务。而陪审团独立于任何一方政府势力司法系统外，可以完全自由以及独立地作出判断。俄罗斯的陪审团与美国类似，同样被授予审判被告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权力。

陪审团的参与人员可以不被法律束缚，拥有完全自由的表决权，又因其各自所受教育、各自经历、以及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对案件的看法不一，也会有极主观性的判断，从而导致判决的不公正。比如轰动一时辛普森案，辛普森被判无罪的最大原因便在于陪审团的一大半是黑人，在种族主义背景下，多数人给出了无罪的表决，从而使辛普森得以逍遥法外。这固然是陪审团的一个弱点，但陪审团制度比起其他司法系统具有更大的民主性，不仅能让公民参与到法律中体会维持法制的荣辱感，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公民的独立意志。所谓民主，如果没有民众的直接参与，无非只是一句空谈。

说这些，是想到今年的邓玉娇案。“邓玉娇，供职于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任KTV服务员。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因被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猥亵，在冲突中用水果刀刺死1人，刺伤1人。”案件经过很多人都清楚，不一一说了。
审理此案时，遭遇重重困难，证据被毁，邓的家人曾失踪，记者被阻挠，但在舆论压力下，最终法庭判理如下：“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邓玉娇在法律上由此彻底恢复自由身。”除了被杀死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两位，仅仅只判处撤职开除党籍等，连刑事拘留都没有。
将开除党籍作为一种惩罚以代替刑事处分，这岂不是意味着党员具有双重保护么。很荒谬，但又是事实。顺便提下，当年新疆克拉玛依的礼堂大火案中，那位喊出“让领导先走”、从而让三百多小学生死于大火中的某女士，最后也是被判开除党籍，辗转一些年后又在某某单位任职了，一切如同没发生过。我一直很好奇她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一堆小孩子在后面追着她跑。

扯远了。我是想说，假设“邓玉娇案”处在美国等国家，想必不会有这样的判决结果。普通人更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更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会愤起杀人，而且是将刀对准三个大男人。

这几年来，由于网络的快速传播速度，舆论对于司法或是政府决策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不代表决策力，没有行之有效的令公民参与到国家法制中的制度，舆论充其量不过是浇在熊熊大火上的一杯水，最终会在时间里平息下来。

看，才不过多久，再没人提杭州的陈卓，没人记得邓玉娇，没人知道马芳芳是谁，没有知道黑河县曾经有一场惊悚的灭狗惨剧。就连那场令人心惊的大地震，如今也都没人提起了，被校舍压在地下的孩子们，他们中的很多很多，至今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于也不知道死去孩子的数字。而且，没有人告诉我们，谁需要对那些没有钢筋的预制板的负责。

冤死者在底下不能安然沉睡，而活着的人已经将他们遗忘。哦，也许不是遗忘，只是冷漠和麻木，我们都习惯不公正了，习惯了正义无法得以维持，习惯了潜规则，习惯了灰色收入，习惯了打着公正旗号下的特权和专制。等哪天刀子指向了胸膛，我们就伸伸脖子，说，来吧，喉管这里最柔软，给您省点力气呗。

套用下三表哥的语气说一句，贵国也有民主和公正这样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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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一篇。

但想了想，还是只给了三颗星。

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太不pure了。它设置的主题太多，想要传达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虽然不至于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实际拍出来的状况是多少显得混乱：鲁迈特原版的对陪审团制度的质疑保存了，车臣战争对俄罗斯人心态的影响更是他着重强调的，然后贯穿始终的对俄罗斯现状的不满（“满街都是奔驰宝马奥迪，到剧院步行只要三分钟的路堵了八次”），涉及到每个人叙述部分时又掺杂了每个人太多的个人感情，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一个自己的跟案件未必有关系的段子，然后又对案件本身兴趣大增（因为跟民族问题相关啊）增加了不少悬疑剧元素，最后还自作聪明地弄出个陌生男人……王怡认为这个版本比鲁迈特的立意高，呵呵，或许吧，但立意不是一切，虽然米哈尔科夫总算没有让他的电影失控，但还是显得凌乱不堪，而且力道一散，感觉无论哪个主题，都着力不够，只是浮光掠影，就这样过去了。不管立意不立意——我讨厌以文学的方式来讨论电影，就影片成色看，无论是节奏、集中性，还是叙事的掌控力，这个都比老版要逊色不少。

接着说说技术。无论新版还是老版，都是技术相当出色的电影，但区别在于，老版的技术，跟叙事融合得很好，无论是开场极漂亮的跟踪长镜，还是进入封闭空间后精准的走位，都没有一点突兀的感觉，而新版，很多时候，让人觉得是炫技——技术成了一种装饰性的尝试。比如4次插入进来的小狗叼着人手经过的镜头，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可以减少一次，总是重复，连闪着亮光的悬念，到最后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看这部电影，说明一个道理，不是把海鲜放在一起煮，就叫佛跳墙的，大杂烩还是大杂烩。

顺便说说米哈尔科夫，这个斯拉夫主义很重的导演，可以算目前俄罗斯导演中名气最大的之一了，但我不是很喜欢，因为那种斯拉夫的味道太重了！有时候为了渲染这种情结，他不惜破坏整个电影的结构（西伯利亚理发师），使这情绪本身成了电影中一个独立出来的部分。说到意境，跟同样有斯拉夫情结的索科洛夫比，差远了。

作者 枫林仙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Никита Михалков）、亚历山大·诺沃托茨基（Алексадр Новотоцкий）及弗拉基米尔·莫伊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 Моисеенко）显然是三位俄国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电影人。但当我看过他们2008年改编自美国电影的《十二怒汉》后，那些“俄国化”的东西却让我失望了——它们实在是太熟悉，以致于无法打动人；相反，倒是让我深感遗憾。

俄版《十二怒汉》在玩儿过炫目的俄式蒙太奇片头后，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似曾相识的场景。这个场景曾经发生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的开头：法庭上，一群陪审员在聆听审判长讲话，要求他们审慎对待一起刑事案，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在座者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全神贯注，或者吊儿郎当。在进入陪审团合议厅后，这些陪审员开始各怀心事，为了日常的事务力求早早判决交差，然后他们开始东拉西扯……只不过在托尔斯泰那里，陪审团最后阴差阳错地判决被告马丝洛娃罪名成立。而在这部电影中，却引爆了漫长的争议。

表面上看，随后的故事发展截然不同。然而，事实上，俄版《十二怒汉》与《复活》的内在精神逻辑完全是一致的——它们都偏执于道德上的省查，却轻视法律，漠对程序正义，对其中的深刻内涵隔膜甚深。

让我们回放电影的开头部分。从十二位来自莫斯科各个行当的公民陪审员进入体育馆，吵吵嚷嚷开始会议，直到第二次表决后十二人的反应为止，就技巧而言，毫不逊色于美国原版。然而俄国化的地方随后就开始了。同样的“开端”也发生在《复活》中。托尔斯泰的小说描写的是俄国进行了现代司法改革后的一起案件，但托尔斯泰却对这一确立了司法独立性与透明度的时代完全隔膜，将审判描写成了一出黑色幽默的场景。通过与司法过程的疏离，托尔斯泰将人物的精神发展与读者的视角都引向了道德拷问。

在俄国版《十二怒汉》中，托尔斯泰式的刻意贬低早已消失——这也许正好反映了俄国在这一百多年来的进步。但托尔斯泰式的隔膜却仍然存在。“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俄国工程师说出这句话时，他已经开始用俄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一套人性论来发言。此时，切入了关于俄国社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反犹种族主义的对话。由此，一方面是对俄国当前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展示，另一方面是对一个有车臣战争背景的案件的审判。每一个在场者都开始讲述自己的小故事和经历。工程师讲述自己如何堕落和复苏；工人则讲述自己的叔叔如何参赌、打劫和被宽恕；最起劲的反对者则抱怨莫斯科不再是莫斯科人的莫斯科；犹太老头子讲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甚至有人挥舞着匕首跳起了高加索山民的舞蹈……

这种讲故事大会是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套路——一群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凑到一起，于是开始讲故事和议论，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中间夹杂些眩目的绝活或歌舞，参与者乐此不疲乃至通宵达旦。从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甚至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此类会饮比比皆是。这种俄国式的会饮（symposium）绝不是一般的故事会。其中心主题乃是从客观的故事讲述，一点点分枝蔓岔，经过现实与感情的交叉地带，渐渐过渡到内心的道德反思，其主题是人生、命运和对社会的道德批判。例如，墓地管理员说道：“法律是死的，没有人情味儿。”然后这位墓地管理员开始抱怨俄国社会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他总结说，“七十年来，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儿进步”。在一个接一个的滔滔不绝中，人们讨论了高加索的混乱，对高加索人的歧视，社会的腐败和不道德现象。所有这一切，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在审判一起严峻的刑事案件，而是在批判俄国社会，如同聂赫留朵夫跟随玛丝洛娃案件的进程而展开观察和反思。

当导演把这场本来严肃的司法审判变成文学式的会饮活动后，托尔斯泰《复活》中向道德内心转向的精神发展逻辑就开始起作用。虽然导演还按部就班地遵循了原版电影，呈现了几项关键质疑，但这时候，会饮的中心主题已经不是通过严密的司法逻辑来推敲各项证据和证词，并追求最接近正义的判决。

在美国原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不断变换立场，其原因都是基于司法逻辑和对证据及证词的合理质疑（reasonable doubt）。简·方达舌战群儒的激烈抗辩充满了理性拷问的怀疑、审慎和果断。但在俄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的游移却不是基于逻辑理性，而是发自良心的同情或怀疑。美国原版中涉及的几项关键的质疑（刀子、老人、女证人）之间的逻辑冲突是被关联起来呈现的，而在俄版中，则这几项却互相孤立，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未予以重视。它们仅仅充当了情节推进的踏脚石，更不是全部电影内涵的自然流露。因为，俄版的中心根本不是案件的司法程序本身，而是对俄国社会现实的道德反思和批判。莫斯科的陪审员们关心的是案件中几项关键质疑之间道德上的关联，而不是逻辑上的关联。

《复活》里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先生因那次陪审活动，而对司法制度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起怀疑、否定和反叛。最终他跟随被侮辱被伤害的玛丝洛娃去往西伯利亚充军，忍受苦寒与煎熬，开始灵魂的救赎与自新。而在俄版《十二怒汉》里，聂赫留朵夫分身为十二位莫斯科市民。这位忏悔贵族的灵魂拷问转换成了十二个人的道德对话和辩驳。十二名陪审员从最初的漫不经心，没心没肺，一步步走向了对车臣少年的同情、理解、关怀以及接纳。这恰恰是俄国式道德宽恕的终点——宽恕受难的罪人。只不过在这部电影里，被接纳的只是一个仅有“罪犯”名头的无辜少年。

电影开头，工程师说，“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所定义的“人”仅是道德意义的人。到电影结束时，他回到举行陪审团会议的体育馆，目光聚焦到了东正教的圣母像上，放飞了象征圣灵降临的小麻雀。随着这一举动，电影完成了整个对人的道德定义的完整陈述。《马可福音》中曾说：神的灵仿佛鸽子般降下，落在他（耶稣）身上。（马可福音，3：16）这里，麻雀代替了鸽子，把上帝宽恕罪人的圣灵带到了十二名陪审员当中。当它飞走时，已经洗涤了人心的污浊。到会议最后阶段，在场的陪审员们，几乎个个都坦陈自己对被告的身世非常了解——他们其实都是知情人。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只是在做一场道德拷问，他们追求的结果是——宽恕罪人，发现良心，更新灵魂。体育馆是一座神圣的东正教堂。墓地管理员则如同神父般，讲述了让富人与穷人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更换墓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人们——善有善报。到这里，俄版的整个精神底蕴完全绽露，它就是一部翻版的《复活》。

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很难把俄国版的《十二怒汉》与美国原版相提并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显然，俄国版紧扣的道德上的质疑、探寻、同情、感叹与接纳，都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拷问。这种关怀，完全是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因此，俄国版看似是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关心的仍然是陈旧的俄国式的道德和宗教拷问。整部俄国版《十二怒汉》的主题则是通过对凶杀案实情的暗示来点睛的。电影中反复暗示元凶是在案发现场搞拆迁的资本家——“他们为了资本主义，要赶跑两个老人家。”这才是导演想控诉的社会现实：人们的贪欲又被放纵出来，造成了现实中的罪恶。

其实俄式道德拷问与程序正义没有关系。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是关怀社会正义和善德善报。所以俄国版《十二怒汉》中，好几次嘲笑了美式司法精神，并在电影开始时，把从哈佛学习法律归国的经理刻画为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关心的是俄国的社会正义，他怀疑程序正义能否带来真正的正义。所以电影才在结尾时赫然打出一句话：法律至高无上，但仁慈高于法律！

俄版《十二怒汉》再度暴露了俄罗斯思想的短板：不理解程序正义的意义，不懂得在理性的程序性追问中，所包含的深刻人道主义内涵；而是凌虚蹈空，脱离经验的理性探求去寻找道德正义。这正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悲剧所在。不难留意到两个版本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美版中的关键词是“合理质疑”；而在俄版中，则是“良心”。当中的差别令人深思。

浓重的俄国古典文学道统糟踏了这部精彩的司法电影。与悉德尼·卢梅特（Sydney Lumert）导演、雷吉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编剧的1957年美国原版相比，米哈尔科夫的俄国化努力，偏离了法治精神，更偏离了在反思社会现实时必不可少的理性精神。

非常棒。好的电影总是给人震撼，切中人性、社会的核心，让人深思。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仁慈呢？”电影就是围绕片尾抛出的这个疑问展开。从一开始想尽快结束这个看似证据确凿、毫无疑问的案件，然后各回各家，到后来开始认真思考整个案件的细节，大家各自讲不同的经历，一遍遍模拟案发场景，每一位开始投“有罪”票的人，无不都是触动到了内心深处的仁慈，良知，最终转而投”无罪“票。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个决定一个人生命的转变，每一位陪审团的人员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然而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坐在桌头的艺术家。一开始不只有物理研究员持怀疑态度，艺术家比谁心里都清楚，看似人证物证俱全，实则纰漏重重，小男孩不可能是凶手，肯定是有人设下的圈套。但是为什么他还投“有罪”票，而且到最后大家都投“无罪”他仍然不变想法。如果说其他几位陪审员有良知，那么这位艺术家应该称的上伟大。因为他知道小男孩没有亲人，无家可归，既然被人陷害入狱，那么判“无罪”出去反而危险，陷害他的人一定会想办法再杀掉他，倒是在监狱更安全，待捉拿到真正的凶手再让小男孩出狱。想找出凶手是需要请律师，需要找证据，需要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可是大家确实都很忙，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付出这么多。其实他们已经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尽职尽责，否则小男孩可能永远生活在狱中了。

但是伟大往往就是比尽职尽责更进一步。出狱的小男孩，面对再次被陷害的危险，艺术家冒着风险，担当起小男孩的安危。就像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一样，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太伟大了。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仁慈呢？”

法律的确是至高无上的，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它也是把双刃剑。法律用来惩戒恶人，也被恶人用来陷害别人。而正是仁慈，正是内心深处的良知，让法律具有了它本应该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