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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电影还是政治？——五月风暴中的戈达尔
1966年，正处在婚姻关系破碎边缘的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与年仅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越走越近。当时，位于巴黎近郊工薪阶层地区的南特大学刚刚录取了维亚泽姆斯基，这所大学修建的目的别无其他，只是想舒缓索邦大学和巴黎其他高校的人口压力。毫无疑问，愿意放弃索邦等院校前往这种贫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和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都是相对激进的左翼人士，所以每当戈达尔前往南特大学约会时，都会遇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那些左翼朋友。自此开始，戈达尔接触到了当时法国青年中逐渐兴起的左翼思潮，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戈达尔，最终凝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戈达尔和法国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人士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抱有强烈好奇，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和感召。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戈达尔逐渐脱离南特大学的无政府主义学生群体，遇到了改变他电影观念甚至人生走向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亲密“战友”，供职于《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这一人物在片中也有出现，但其在影片中的地位远不如史实中重要，个中原因之后还会提到），并通过戈林结识了全法最核心的毛主义组织——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影响下的毛主义者朋友们。
同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高师的毛主义者们深深赞叹和钦佩红卫兵在中国掀翻旧秩序的一系列举动，也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在他们的影响下，戈达尔以维亚泽姆斯基为女主角创作了反映革命精神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1967）。片中，维亚泽姆斯基饰演的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炸毁大学”，而有趣的是，这一现在看来基本属于恐怖主义的做法是戈达尔通过耳机现场提词告诉维亚泽姆斯基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戈达尔当时的思想已经激进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艺术家的直觉总是惊人的。戈达尔对法国当时这股意识形态思潮的捕捉、记录和再创造恰好反映了“山雨欲来”社会现实，这也使得《中国姑娘》成为了一部公认的预言之作：不到一年时间，“五月风暴”恰以南特大学学生抗议为导火索展开，及至68年5月中旬，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以萨特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全国工人掀起罢工运动支持学生……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如是爆发。
弄潮，还是嘲弄？
谈及《敬畏》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主人公“戈达尔”所处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在片中的一切行为和故事的主体部分，可以说都是围绕“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的。在影片中，戈达尔数次参加学生游行，和学生并肩对抗警察（尽管每每以落荒而逃收场）等等情节，其实都并非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杜撰，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就连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喜剧性情节——戈达尔的眼镜被打掉，都是确凿无误的历史细节。
除了高度考究的细节之外，《敬畏》的选角也堪称一绝：男主角路易·加莱尔从外形上有多像戈达尔，观众自有分辨，这里不再赘述；他的父亲，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国影坛、备受《电影手册》青睐的导演菲利普·加莱尔（Philippe Garrel）更在“五月风暴”期间与戈达尔并肩“作战”，前往电影中心研究处“索取”（中心总监大呼“敲诈”，戈达尔则说这是一个“建议”）摄像机[1]，而这恰好与影片中戈达尔手持超8摄像机在巴黎街头记录抗议实况形成互文。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访谈中表明选择路易·加莱尔担任男主角仅仅是出于角色特质[2]，但这种惊人的“巧合”无疑为我们点明了《敬畏》与现实在更深层次上隐秘交汇。
从历史角度看，“五月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法国当局就已经和电影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五月风暴”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1968年2月，法国当局决定撤换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时任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这激起了大批自称“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的导演的不满。得知这一消息后，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以至让·雷诺阿等人联名禁止他们拍摄的影片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几日之内，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导演纷纷加入抗议，包括卓别林、德莱叶、奥逊·威尔斯等在内的导演纷纷要求电影资料馆撤下他们的影片，除非朗格卢瓦复职。
新浪潮与“旧浪潮”、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国内导演与国际影人竟在一个事件上展现出相同的立场，这既体现出全世界电影人对朗格卢瓦一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认可，也表明六十年代末期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已达到释放甚至爆发的边缘。在《敬畏》中，哈扎纳维希乌斯并没有直接展现“朗格卢瓦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凭借其对历史的巧妙编排和对细节的高度敏感将其与“五月风暴”的主体巧妙糅合在一起——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的闺蜜正在度假，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记者歇斯底里地报道特吕弗和戈达尔占领戛纳影节宫，并要求电影节停止举办——实际上，这一事件正是史实中戈达尔参与学生运动与特吕弗呼吁朗格卢瓦复薪两大要求的结合，而戈达尔又双叒被打掉眼镜也正是在此时真实“上演”。
于哈扎纳维希乌斯而言，这股抗议力量自有强大之处，但其如猛兽般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也无疑让人“敬畏”，哪怕是已经在全世界拥有极高声誉的戈达尔，都无非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在抗议后期成为学生抨击的对象。影片里，戈达尔到各地参加学生集会，但无论他多么想接近学生的观点，多么想“重新做人”，学生都不买他的账；与此同时，戈达尔思想的激进化还导致其与朋友日渐交恶，由此成为了孤家寡人甚至“过街老鼠”（索邦大学的围墙上不少标语都是嘲讽辱骂戈达尔的，比如“艺术不会回来了，就算戈达尔也无力回天”“戈达尔：史上最大的亲中混蛋瑞士佬”）。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戈达尔不仅在生活中遭遇困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两难：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为了拍电影去美国寻找投资；既要在行动上支持学生运动，又不得不远赴重洋寻找精英认同……正如戈达尔的眼镜多次被打掉这一黑色幽默所昭示和隐喻的那样，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矛盾甚至虚伪，存在着太多抹除不掉的阶级属性，这注定他在只能被翻涌的波涛卷起又被吞没，腾空而又坠落。
——不过，又有谁不是呢？
理智，还是情感？
应该说，《敬畏》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无奈和挫败感，绝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因为一部“传记片”的视角可以有千千万，却只有选择其中一种，即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才能传达出如此微妙的效果。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称自己觉得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有趣”，并以此说服后者出让版权[3]——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直觉——但简单的“有趣”当中，必有哈扎纳维希乌斯从剧本创作时就植下的思考。
这里所谓“微妙”，首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如果问“五月风暴”当中的戈达尔与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那维亚泽姆斯基一定数一数二。这种超近距离“特写”显然为展现戈达尔这段时间的生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但同时，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微小分歧而显得稍有距离：现实中，戈达尔本想让维亚泽姆斯基在其68年的反映“五月风暴”的作品《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Un film comme les autres）中饰演激进派学生但遭到回绝，理由是“无法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而这仅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敬畏》里还有很多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渐行渐远的具体体现。这使得前者能够跳出迷局，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戈达尔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行为举动，由此显露出这些举动甚至是时代浪潮本身的荒谬之处。
其次，之所以说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的亲密关系“数一数二”，但并不能确定二人是否最亲密，是因为这段时期，前文提到的戈林与戈达尔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制作革命电影，并在“五月风暴”之后一起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这一时期，二人在思想的契合度上无人可以企及，以至于无论是在片中还是在现实里，维亚泽姆斯基都对二人的“形影不离”显得醋意十足。
通过这样的“三角关系”，哈扎纳维希乌斯实际上是为戈达尔清楚地排定了政治、电影和爱情的座次，同时他又刻意通过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降低了戈林的重要性，把爱情这个深藏在历史之中的因素凸显出来，开掘了作为电影天才的戈达尔和作为爱情白痴的戈达尔这二者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应该说，正因为戈达尔不完美，其作为“人”的向度才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片中一直耐心等待他的爱人。
影片结尾时，戈达尔夫妇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这意味着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又失败了。于维亚泽姆斯基而言，戈达尔依旧让人崇拜，只是现实过分透支了他的理智，让他变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迷途青年[4]。反过来，戈达尔也仍然深爱维亚泽姆斯基，但政治已经使他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退化成了一架宣教意识形态的机器。遭遇感情危机和事业挫败的“戈达尔”最终只能选择自杀——这是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敬畏》中对戈达尔生平最重要的虚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没自杀过，但确实在1971年经历了一场重大车祸，险些丧命），也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且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
的确，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戈达尔不应被杀死，他只能自杀。只有这样，他才能脱胎换骨地根除“前维亚泽姆斯基”时期的自己，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无畏、更加政治的人生。只可惜，一段原本曼妙美好的爱情也随之化为悲剧。
电影，还是政治？
归根结底，戈达尔只是一个电影导演而非其他。他只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五月风暴”是戈达尔一生中最接近现实、最能触碰大众的一次良机。
正如前文所说，戈达尔在“五月风暴”前夕拍摄的《中国姑娘》标志着其电影生涯的某种转型，尤其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手法让整部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比如，戈达尔在片中全程大量运用间离手法（插入字幕卡、演员与导演对话、拍摄人员出现在片中……），目的就是打破观众对影片的沉浸，让观众积极投入思考，意识到资本主义电影的虚幻之处。[5]戈达尔研究者理查德·布罗迪则关注到了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段落：男主人公吉列姆（让-皮埃尔·利奥德饰）在黑板上写下几乎历史上所有重要剧作家的名字（契诃夫、莎士比亚……），然后一个个擦掉，最后剩下了布莱希特。这一举动被布罗迪称为智识清洗（intellectual purge），吉列姆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戈达尔认为只有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能够符合其政治信条的诉求，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在很多层面上，《敬畏》都和《中国姑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片名“中国姑娘”指的是片中的维罗妮卡，而其饰演者便是《敬畏》的主角维亚泽姆斯基；为了让《敬畏》呈现出“五月风暴”前后的精准年代感，导演也是从《中国姑娘》中提取了影调和主色调，并还原了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拍摄《中国姑娘》时工作和居住的房间。除此以外，哈扎纳维希乌斯也运用了不少戈达尔独出心裁的标志性手法，甚至还能在其中看到《安妮·霍尔》的影子。间离也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加莱尔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表示，“我不是戈达尔，我只是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既表明了导演希望观众重新审视戈达尔的态度，也分明表现出1968年时戈达尔重新在社会/政治中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渴望。总而言之，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真的做到了用戈达尔表现戈达尔，绝对可以称得上妙趣横生。
诚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看家本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凭借默片《艺术家》同时在奥斯卡和戛纳两大评奖体系中左右逢源。但是，哈扎纳维希乌斯绝不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更是能将自己对电影本体、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的思考灌注进作品的能工巧匠。《艺术家》对声音的惊人展现和探讨就属一例；《敬畏》更是如此。
在本片最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一次出现在了戈达尔的影片《东风》（Le Vent d'est） 中。这一次，为真正实现电影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戈达尔在拍摄过程中召开了数次全体大会（《敬畏》对此作了精准的展现），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只能让电影拍摄失去方向和控制。维亚泽姆斯基生无可恋地坐在一旁等待着大会讨论结果的出炉，“小将”们则个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试图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
“你是要电影，还是要政治？”（Politics, or cinema?）有人问道。戈达尔挠挠稀疏的头发，选择了后者。艺术创作的流程可以民主化吗？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当如何？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最后一刻抛下的这些博大精深的疑问，值得人们永世追寻，而让-吕克·戈达尔本人，也将用一生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具体参见 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Chapter Sixteen, by Richard Brody
[2] 要演戈达尔，这一度让我觉得恐惧——专访戛纳竞赛片“敬畏”主创 真多亏导演“一意孤行”，时光网，2017.6.1
[3] “他杀死了那个戈达尔”，南方周末，2017.6.10
[4] 现实中的戈达尔甚至比片中还要混蛋，比如戈达尔跟特吕弗绝交之后依旧管他借钱拍电影，而且还毫不客气的撂下几句风凉话。从这些细节上看，哈扎纳维希乌斯对戈达尔的叙写算是“手下留情”了。
[5]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
2 ) 电影、还是政治，谁是戈达尔的谬斯？
有些东西一去不再复返
或许这就是革命吧
我杀死了戈达尔、杀死了让．吕克
但我也因此成为了我自己
这并不是因为我过去做错了
我确实令很多人失望了
有些人感觉我背叛了他们
但你知道吗？
到最后
这些都不重要
这就是“敬畏号”上的生活
注：“敬畏号”来自原文片名Le Redoutable的直译
台译：情陷高达 港译：革命性改变 中译：敬畏
导演米歇尔．哈札纳维西乌斯最传神的地方，倒不是如何将戈达尔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拉下神坛；如何地将这一位激进的改革分子、电影大师，变成了另一位刚愎自用、善妒、夸夸其谈的普通中年男子。
电影巧妙地运用了戈达尔式的长镜头、跳接、变速、负片，间离式的旁白；几乎将戈达尔的电影，与其本人(或戈达尔口中那一位饰演戈达尔的演员)放入一个与世界分崩离析、情感婚姻生活触礁，甚至内心纠结、过激的高知识分子日常剪影里。
《敬畏》不是我不曾熟悉的那一位戈达尔；仅是在透过作为他第一任妻子安娜．维亚珊丝姬（Anne Wiazemsky）的眼里，那一位曾令她生活大开眼界的男人，与一个极其自恋自负的天才，如何走向两人婚姻的尽头，如何变成众矢之的的让．吕克．戈达尔。
饰演戈达尔本人与安娜的两位演员，路易．卡瑞、史黛西．马汀，都是个人非常喜爱的法国中生代演员；我甚至认为路易．卡瑞所扮演的戈达尔，比戈达尔本人更加戈达尔。善妒、自私、歇斯底里、迷恋、软弱，却又极度自负的天性；或许是维持这位电影大师高度与其作品的必要元素。
也正是说，少了以上种种；那就不是高达了。(你也不会看到《断了气》、《轻蔑》这些电影)
电影里的戈达尔，左翼的戈达尔，社会主义的戈达尔，可能也有点令人“敬畏”的戈达尔；基本上对于迷恋戈达尔初期电影的影迷而言，仿佛是一个不曾存在(或被忽略、跳接)的漏网镜头。
米歇尔．哈札纳维西乌斯或许并非真正拍摄了一部“最佳”的戈达尔纪录片；却意外地提供了新浪潮底下，特别是1968年学运后的新浪潮，戈达尔与其社会氛围，是如何从一个戈达尔口中：“电影已死”的桎梏中，重新返回到大众生活的生活里。
的确，戈达尔的革命、戈达尔的电影，是令人“敬畏”的。
而他本人也很乐意扮演这么样的让．吕克．戈达尔。
3 ) 用电影杀死“戈达尔”！这太“让-吕克”了！
作为法国新浪潮的鼻祖、旗手，戈达尔开创新的电影形式，甚至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电影类型——就叫戈达尔片。
戈达尔的电影形似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三类传统影片做了富有个性的结合，外加一些他特有的小花招，以强化叙事效果，形成风格。
1968年，震动欧洲的五月风暴开始时，语言学、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为声援学生运动曾说：“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么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
年轻的戈达尔作为新浪潮的开山鼻祖之一，相应了这次颠覆号召，他对电影语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用大量跳接、省略、拼贴、嵌套、浅化场面调度，致敬默片、音画错位、不规则的灯光使用等让他的影片一下子把电影从叙事到结构、元素都急速带入到了全新的领域。
《精疲力竭》和《轻蔑》两部影片仿佛新的电影《圣经》让戈达尔红遍欧美，震动影坛。
天才、智者、大师等美誉纷沓而至。
日后，他与弗朗索瓦-特吕弗、克洛德-夏布罗尔共同创立了引领电影新浪潮的《电影手册》，强调“个人影像风格”或“视听语言方式”，提倡电影“作者论”，对欧美电影发展影响至今。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师，你能想象现实生活中的戈达尔形象吗？
醉心于书籍文本，遨游哲学幻境，博古通今，温文尔雅？
扶着镜框，桀骜不驯的把弄着手中的摄像机，暴君般的指挥着演员？
NO！
最近有部极具韵味，又恶趣味十足的怪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戈达尔。
致敬满满，却又嘲讽不断，就连片名都不竭余力的调侃——
《敬畏》（对照戈达尔的影片《轻蔑》）！
《敬畏》（Le Redoutable）？！
敬畏谁，敬畏什么，片名叫做《敬畏》，可全片却是对戈达尔在1968年那段生活和思想，包括婚姻生活的全盘否定与质疑。
正话反说，影片表现的就是一个从敬畏到轻蔑的过程。
用一个又一个愚蠢的戈达尔形象，分离戈达尔的本我和超我，让观众看到一个作者论下自我的戈达尔。
《敬畏》讲述了戈达尔沉迷左倾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深受阿尔都塞霸权理论影响，积极参与五月风暴的经历。
现实中，他和自己的电影缪斯，妻子安娜·卡里娜刚刚离婚。
随后，戈达尔拍出了带有自传隐喻的影片《轻蔑》，该片描述了年轻的导演和新婚妻子去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从热恋到厌恶，最后离婚的故事。
而这部《敬畏》无疑是对那段戈达尔过往的高度提炼和延伸。
在《敬畏》中，主线故事是戈达尔和19岁的新婚妻子安妮之间感情的起起落落，最后戈达尔以自杀未遂宣布了两人关系的彻底崩裂。
影片一开始，展现了两人感情的甜蜜，眼神中全是爱意，安妮更是把戈达尔看作偶像，敬他为神。
可当五月风暴越演越烈，戈达尔陷入批判一切的精神迷宫，不停参与极端的革命活动后，两人的关系生出间隙。
敬畏感逐渐消散，轻蔑之心不断膨胀。
《敬畏》中，通过呈现两人的爱情始末，把戈达尔塑造成了一位极度自我，傲慢无礼，同时又懦弱，爱猜忌的“小媳妇”形象。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所谓的革命中，戈达尔极为矛盾。
在他看来，新就是年轻人，那些学生思潮是他的最爱，面对学生的指责他唯唯诺诺，即使有人嘲讽他的电影是资本主义的垃圾，他也全盘接受。
而面对权威，老人时，他时分鄙夷，甚至骂一位反对革命的老人的妻子为“婊子”。
在和主流电影界同人谈话时，更是刻薄且无礼。
为了革命，他让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他，他以为妻子安妮是懂他的，可最终安妮也变成了他革命的“对象”。
《敬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
用戈达尔的方式“杀死”了戈达尔！
在故事上表现为大量的“戏仿”，《敬畏》借用了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和《轻蔑》中的大量电影元素，包括故事和人物设置，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的目的。
全片最明显的一大段戏仿来自戈达尔与妻子安妮在戛纳的海边小屋度假的一场戏。
当时正处革命高潮，戈达尔自然不愿离开巴黎，而且海边小屋是资产阶级名流的房产，那些看起来布尔乔亚十足的生活气息让他不耻。
而安妮却安逸其中，对戈达尔的革命行为越加看不惯，轻蔑感开始动摇她对戈达尔的爱。
这一段的高潮是一大帮人拥挤在回巴黎的小车上，戈达尔嘲讽了一车的人，希望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导演，
懂艺术的朋友；
不懂电影，作为普通观众的司机；
为你凸显自我的革命的决心，他一一怒怼所有人，无论作为好友还是陌生人，这些言语都极为偏激，不近人情。
一个落寞的特效给到生无可恋的安妮面部，爱情在归家的小车上被拉扯到四分五裂。
而现实中，
在拍摄《小兵》杀青后，戈达尔开车载着妻子，影片中安妮的原型卡里娜从日内瓦返回法国，抵达巴黎后，
戈达尔问：“在哪儿下车？”
卡里娜回答：“别让我下车。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
对比现实和电影，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又大笑不止。
影片的高潮也是一段明显的戏份，安妮摆脱了戈达尔的控制，接受邀请出演女主角，
戈达尔之前就因为对方要安妮出演裸戏而拒绝，对方修改剧本后，加上安妮的强烈要求，最后只能妥协。
可探班后，面对活力十足的剧组，帅气的意大利男主演，戈达尔醋意大发，暗示安妮肯定出轨，贬低了安妮的演员天赋和付出。
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到了终点。
现实中，也是因为一部电影让两人的婚姻终结，
令人吊诡的是，戈达尔多次在自己的影片中要求女演员全裸出演，包括好莱坞女神碧姬芭铎。
他甚至说过，“他们（观众）就爱看这个（裸体）”。
现实，戈达尔的那部《蔑视》，配合这部《敬畏》，简直就是一杯味道浓烈的调和酒，果汁成分和底酒高度融合，一口下去，过喉烧心。
《敬畏》用了太多的戏仿，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以强烈的互文引发了多个场域的文本共振。
那些戈达尔爱用的“小花招”在《敬畏》中也层出不穷。
戈达尔和妻子在观看默片电影时，接着荧幕对话的口吻相互“配合”对话；
戈达尔在遭受打击，情绪低落后，影片突然曝光过度，变成失去色彩的底片特效画面；
具有欺骗性的副标题、分章节叙事结构；
对话中，台词和潜台词，人物说的话和内心想法同时打在荧幕上；
戈达尔用摄影机假装自杀时的“枪声”画外音；
包括大量的以字幕代替镜头，
这些特征性无疑是对戈达尔风格的高度戏仿。
在故事里，特别是角色上，戈达尔谙熟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他追求的是，让观众和剧情、角色和感情上拉开距离，使观众不完全被剧情吸引，诱使他们“理智地评价所见到的事物的思想含义。”
在《敬畏》你，戈达尔和安妮两位主要人物奉行了间离的表现方法，用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
带有纪录片类型的叙事方式，人物突然打破第四面墙，对着观众道出内心想法的叙事方法，都是一种明显的间离。
影片里，戈达尔多次提到，我不是“戈达尔”，甚至不是“让吕克”，
“我只是在表演一个叫做戈达尔的人”，
而妻子安妮也反复的说，“那个戈达尔已经死了”
间离，就是要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调动观众的主观性，推倒舞台上的“第四堵墙”，破坏荧幕上的幻觉，突出戏剧的假定性。
《敬畏》里，有人反复提及生活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普通观众，甚至是大师们都希望电影高于现实，不要高度再现现实。
而戈达尔却希望电影就应该是现实，电影就应该原汁原味的表现革命，表现风暴中年轻人的反抗精神。
《敬畏》靠着故事上的戏仿，
人物上的间离，
对事件或物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观众对之产生惊讶感和好奇心。
把戈达尔和五月风暴，这些事件和人物作为历史的，暂时的，去表现，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间的界限便不断被画出又抹除。
塑造一个戈达尔，又杀死他！
《敬畏》干地就是这个事儿。
主题是什么呢？
片尾，戈达尔实现了电影革命的梦想，建立了“小组”，不写剧本，每天拍摄前，和所有人讨论该如何拍摄。
面对不懂拍摄的人，戈达尔无奈的摸着自己越加靠后的发际线，哼哼唧唧的说，
“少数服从多数吧”。
为了革命理想，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灵魂——电影。
因为革命，戈达尔变成了朋友、妻子、同行眼中的对立面，可他依然难以融入激进的学生群体，
最后，他还必须放弃思想，放弃梦想，放弃电影。
可结果呢？
《敬畏》有着丰富的文本内涵，但这样展现戈达尔，左派思潮，一定会引发激烈的口诛笔伐，让评论超越了影片本身，夹裹着历史和意识形态等东西，最后和这部电影一样，变成一个巨大的迷幻泡沫，
你要么跟着它膨胀，
要么装作看不清，
或者直接戳破，
可最后发现里面空空荡荡。
4 ) 《敬畏》想要打倒电影之神，却没黑到点子上
（原载《虹膜》）
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当然可以。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
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
5 ) 一部具有恶搞讽刺意味的浪漫爱情喜剧
总觉得要拍摄一部人物传记片，导演对尺度的把握相当重要，尤其对象是一位尚在世的重要人物。不知戈达尔有没去看过这部揭自己老底的影片，也不敢猜想他看过后的复杂心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片中刻画的戈达尔是一副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形象，以及最终众叛亲离的下场，然而他在电影革新及推动电影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影片中导演也充分交待出戈达尔在经历《中国姑娘》失败之后逐渐向政治实验电影转变的艰难过程。
与其说是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更像是一部具有恶搞讽刺意味的浪漫爱情喜剧。这位奥斯卡导演依然采用戏仿的方式来重现电影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段历史，准确地说，应该是带有鲜明戈达尔标签的新浪潮作品。这里的革命性应该有两种含义，其一这种电影流派彻底颠覆了在它之前的叙事手法与美学风格，其二则较为逼真地还原了法国6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时期。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要数1968年五月风暴时学生上街游行，以及戛纳电影节被迫中止的两段。尽管导演运用的是比较戏谑的手法，比如先后多次让男主角的眼镜摔破营造出喜剧不断的效果，但是服装与美术设计做得相当到位，时代感强烈。
另一个令我深思的部分，则是男女主角共同经历的那段感情，从甜蜜融洽如胶似漆，到裂痕出现难以沟通，再到最后无法挽回，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原来大导演心目中爱情的地位远不如狂热的电影梦想来得珍贵，这很可能也是由戈达尔本身的性格造成。他过于自信与盲目自大的做派，导致事业失败后性格突变，破口大骂周遭的朋友，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唯独太太一直身边默默支持力挺。然而他倔强和不留情面的性格也令她陷入两难处境，最后她得以脱身去意大利拍电影后，更成为两人分道扬镳的契机。
感觉导致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并非表面上所描述的男强女弱，女演员配不上天才横溢的导演，而是两人所追求的理想出现了分歧。到后段很多场景里，观众都可以看到太太对丈夫的主张和观点茫然所措，形同陌路的感觉开始冒出头。没有共同理想往往是关系中难以维持下去的致命因素。
谈到演员选角，不得不对两位男女主角的演技赞赏有加。路易·加瑞尔的造型跟戈达尔年轻时相当神似，加上他故意模仿的口音，令这个角色的真实度倍增，而出演过《女性瘾者》的斯塔西·马汀更让我刮目相看，那种复古味十足的发型和面容，让人恍如时光倒流至六七十年代的影片里。她的侧脸特别耐看，有数个两人在家中打情骂俏的场面拍摄得相当有新浪潮韵味。
相信戈达尔的忠实影迷会在这部迷影之作里感受到接连不断的趣味与惊喜。形式上来看，导演不断抄袭并重新演绎戈达尔的拍摄手法：配标题的段落、跳跃剪辑、让演员对观众说话、负片效果、诗朗诵对白、奇怪的字幕等等。而当中最为瞩目要数模仿戈达尔名作《周末》和《一切安好》里的超长平移长镜头，摄影机对准男主角和他几位朋友聊天漫步走过大街，身后的墙上写着一句戏谑的法语，可惜在香港电影节上看的版本没有翻译出来。而从情节来看，这部恶搞细节纷呈的喜剧也正好在致敬新浪潮电影之余，用高级的手法讽刺了戈达尔一把，正好为《脸庞，村庄》里老泪纵横的瓦尔达奶奶报了一箭之仇，有点大快人心。
6 ) 何必较真
不了解戈达尔的生平 只是觉得看着蛮好玩的 调侃和情绪的控制也恰到好处 我觉得不错 看到评分这么低 评论里也不外乎都是说导演没资格调侃戈达尔 电影与戈达尔本身经历不符之类的 我只想说 呵呵
你们选择把戈达尔摆上神坛是你们的事 但你们不仅自己要对着他上香磕头还不许别人说他一句半句的不是 这就不太好了吧
毕竟这片子只是个喜剧片 符不符合事实也并没那么要紧吧？人家也没打着纪录片的名号啊～到底戈达尔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也不是每个观众都想要真正去了解的 大多数人不也只是想看个热闹而已嘛 因此导演极尽调侃 突出一下戈达尔的自我 戏说一下戈达尔的情事 到底又有何不可？我倒也没有想说这片子有多么多么好 只是想说 个人崇拜情结还是稍加收敛比较好🙃
还有 说导演想拿这片子来黑戈达尔的…也真好笑 人家至于这么费尽心机的专门拍一部电影出来黑你们家男神戈达尔么 少在那边阴谋论了 导演也最多不过就是耍个小聪明 塑造了一个自我矛盾冲突明显 观众喜闻乐见的剧中人物罢了 只不过这个人物碰巧跟史上某位导演的经历雷同 碰巧也叫戈达尔 也许换换思路 这么想想 大家的精神洁癖就会好很多了
哈哈哈哈哈，实在太搞笑了。片子又可以叫做《戈达尔和他碎了无数次的眼镜》。用戏访戈达尔的风格，塑造了一个又丧又蠢、大男子主义、自我中心、还有点小可怜的戈达尔。听说导演拍完电影，第一时间寄给戈达尔，请他提提意见，但戈达尔没鸟他，还好戈达尔没看。。。。
馬汀的肉體，在我的眼裡真是完美～構圖、配色佳。加瑞爾真會‘毀’自己⋯
形式玩儿出花样的小品喜剧，比起主竞赛更适合作为开幕片或者70周年献礼，斯塔西马汀比原型好看太多了，简直理想型。
一个傻了吧唧的戈达尔。
作为狗蛋儿黑慕名前来观影。其实各位看完愤而给低分的朋友的评价已经让我感到乐不可支了。我很少干这么狭隘的事，但今天必须快乐地狭隘一回（更新，在被戏仿手法恶心了数次后突然能接受并看下去了，看佢自黑太好笑了，满意（我对狗蛋儿的心理阴影实在是太深了
庸俗化革命也是时代症候之一
本届戛纳个人最佳。手法复杂多样，花式间离让人目瞪口呆。戈达尔、伍迪艾伦都成为哈扎纳维希乌斯的食材，包裹在一个爱情的外壳里，简直外香里嫩。路易·加莱尔奉献了顶级表演，把戈达尔这个智商超高情商超低的怪咖表现得淋漓尽致。结尾对电影制作探讨极深刻，也是一次历史回望。
导演用戈达尔风格的影像构建戈达尔的影像（新闻、漫画随意插贴，超长推轨横摄，音画非完全对位，红蓝黄色块铺张，打破第四面墙），影片展现的是一个走下神坛，醋意浓浓的戈达尔，这让那些用散落碎片捏塑起一个他们自己一厢情愿想让其成为那个戈达尔的影迷们感到了侮辱，但这可能就是真实的戈达尔。
創作者當然可以「笑」當時的Godard，連他在80年代尾也要來一次重構自身，但抽空了各種問題，難道Godard 只是一個和戀愛、生活過不去，陷入中年危機的藝術家嗎？(這就是回到平凡人的方法？)，正如我不明白電影為何要「戲仿」他的電影裡各種片段，一個以「主流」製作成功的電影導演，真的能去拍Godard嗎
关于戈老头中年时期的纯爱故事：从“我一开始就知道她会离开我”，到最后“我那么努力让全世界其他人都不喜欢我，然而你居然也抛弃了我”。细节各种致敬，导演特别特别懂，夜车反光、唱片卡带、裸戏吐槽、潜台词字幕、与观众对话都是神一样的梗，太可爱了。作为被戈老头嫌弃的影迷的一员，表示满足。
本来困得不行，笑精神了，太搞了。从头到尾一脸丧的戈达尔，哈扎再次把形式玩出了新花样，用疙瘩的方式刻画出一个自私刻薄、大男子主义、可怜可爱的疙瘩形象。“政治就是左右脚，最终都会想光脚”、“我连疙瘩都不是，我只是扮演他的演员，而且是个烂演员！”、“谁TM会去戛纳这种电影节？”女主真美呀
带领的人和跟随的人都洋洋得意；创造的人和重复的人都满心欢喜。
有一点做得好，就是影片的自反性：将叙事嵌入了这次叙事本身所描绘和记录（或恶搞）的现实中，因此呈现的效果是超过了简单的布景模仿，而稍稍触及到了戈达尔本人。同时，如果观众能够看到最后能产生厌恶——戈达尔自相矛盾摇摆不定恰如我们每个人——电影其实就及格了。但整体还是有些肤浅。
开心就好
非常轻浮、浅薄、符号化，装B之作，摄影布景演员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看好70周年纪念大奖。全场欢腾。阿扎维修斯真是戏仿吐槽高手，这片子模仿戈达尔的手法，比他「艺术家」模仿默片的完成度还好。黑戈达尔之余顺手黑了五月风暴，最后连带着把68年戛纳电影节黑了个透。看样子可以发个个人年度十佳了#2017个人观影十佳#
人有轻蔑你有敬畏。基本就是个恶搞喜剧，导演在迷影复古以及喜剧方面的才能尽情发挥，一方面完全复原戈达尔作品的形式，美术、剪辑，间离……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的恶搞和吐槽，比较嗨
满屏全是小聪明，却无任何可回味的智慧。愈发觉得Michel Hazanavicius是个饶有趣味的投机主义者。
黑的漂亮，仿的漂亮，Stacy Martin更漂亮。你问我资辞不资辞，批判1968我怎么能不资辞？（导演Q&A说戈达尔艺术上天才政治上he sucks简直太对了，Stacy Martin真人比银幕上还漂亮！
他需要一副不会碎的镜片、一双不会滑倒的皮鞋，以及一位知己般的女人。现实却是他粘了一手指胶水、废了一整卷胶片，带着一份注定破碎的爱情上了敬畏之船。潜艇下沉到艺术的深海，他的生活也置于密闭的真空。戈达尔的刚愎变成爱情中的毒药，自负成为创作里的独裁。他为爱情死过一次，又因电影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