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交法国【保守派】在纪念贞德的仪式上，1900年，在法国的推动下，教廷将贞德列入“真福品”

贞德形象在19世纪的上升实际展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贞德并不是一直拥有今日的声名，在她去世后的16-17世纪中，这位洛林少女的传说虽然未曾中断过，但彼时的贞德只是法兰西历史中众多英雄故事中的一名，并未达到今日我们所见民族象征的地位，而在那时关于贞德的争论就已经出现，有人认为真伪淳朴的牧羊女“比古罗马的任何男子都勇敢”，也有人认为她只是“法国宫廷创造出来的工具”，然而不管怎样，此时与贞德有关的不同看法均未带有政治上的意味。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进入18世纪的启蒙与时代后，贞德的历史形象大为降低了，伏尔泰甚至在著名的《哲学辞典》中认为贞德只是“一个不幸的女白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启蒙时代，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将其视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事实上今日国人对中世纪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这种启蒙叙事），另一方面贞德的个人形象不仅带有鲜明的超自然色彩，并且忠诚于教廷、保卫了君主制度，对启蒙哲人而言，批判贞德也就成为批判天主教教会甚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方式。而这一点也被之后的革命者继承，5月8日是奥尔良解围纪念日，300年来奥尔良每年都会在这个日子纪念贞德，而在革命最激烈的1793年，革命者终止了这一纪念日，直到1802年拿破仑才恢复了它，也正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贞德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

在整个19世纪，贞德拥有四种不同的形象：天主教的圣徒、人民的女儿、抗击侵略的英雄、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这些对贞德的不同记忆背后，是19世纪那个撕裂的法兰西。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启蒙哲人对贞德的敌意，烧死贞德的天主教会反而更为积极的利用贞德形象，他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投靠英国人的主教科雄，并意味深长的指出“科雄是伏尔泰的先驱，是我们民族荣誉最昭彰最彻底的亵渎者。”在1878年伏尔泰去世一百周年纪念中，这种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天主教徒组织了大量抗议活动，伏尔泰的支持者也同样组织了反抗议的游行，但是同时他们也为贞德献上花冠：“献给洛林姑娘贞德，献给法兰西的女英雄，献给教权主义的受害者。”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伏尔泰讽刺贞德《奥尔良姑娘》在1755年至1835年之间反复出版了125次，而1835到1881年之间只出版了13次，这一切都说明，属于伏尔泰的贞德解释已经被淘汰了。

当然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他们也不会将贞德拱手交给教会，他们重新解释了贞德的神迹，当然这一次不会像伏尔泰那样粗鲁，他们将贞德的呼召视为医学中的一种幻视幻听，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米什莱的《法国史》，共和主义者赋予贞德一种新的历史形象。在米什莱笔下，法国人民才是祖国的奠基者、民族共同体的创造者，而贞德则是人民的崇高化身，他是人民的女儿，因此虽然贞德仍然吟唱着旧的故事，但是她已然拥有了共和主义的品质，她属于未来。而进入19世纪后半段之后，社会主义从自由派中分离为独立势力，他们更为激进的解释贞德，认为贞德的品质来自底层，他对农民兄弟满怀同情，并宣称“贞德是我们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碰她。”

与激进的左翼不同，彼时已经被划归为中间派的共和主义者们希望对贞德采取更为温和的解释，将其塑造成超越党派之争的民族和解的象征，而他最重要的推动者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甘必大，而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两个方式，就是设立全国性的贞德节、将贞德封圣，而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他们也乐于接受这种和解，教宗早已劝导天主教徒归附共和国，在共和国内部传播上帝之音，而将贞德封圣一事，正好为罗马提供了契机修复其与“教会的长女”之间的关系。最终在1920年这两个目标才终于实现，“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将团结在热情而有益的共同体之中，贞德不属于某个党派，他属于法国。”

共和主义者们想让贞德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但是他们忘了，19世纪的共和国与民族已经分道扬镳，在大革命时代，民族就代表着革命、共和，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19世纪，法兰西民族代表着民族主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19世纪的前半期，贞德故乡的“贞德屋”的旅客人数往往反映了国际形势，每当法兰西民族遇到危机时，前来纪念贞德的游客就会大幅增多，他们的留言中不乏“在法国绝不能让英国人逞强！”这样的话语，而在1870-1871年的失利后，这种民族主义急剧增长，而德雷福斯案则成为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贞德甚至被塑造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在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贞德来自乡土，犹太人四处漂泊；贞德是纯洁的象征，而犹太人“为卖淫提供了强大动力”；贞德是祖国的象征，而犹太人则试图分裂法国；贞德是高等种族之花，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

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关于贞德的争论仍未停止，贝当和戴高乐都曾以贞德比附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贞德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论据，只是此时也有人开始主张：“如果她回来，显然她会站在反抗者一边”；甚至在促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法国人也积极推动贞德形象，“贞德曾帮助我们统一法国，现在她也会帮助我们建设欧洲的未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最初革命者与天主教的冲突，到左翼与右翼的撕裂，在不同党派的争抢与解释中，对于贞德的敬爱已经深深融入了这个民族的记忆之中，贞德开始成为这个撕裂的法国，为数不多的共识，贞德，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贞德形象不断上升的过程，正与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同步。

所以，为什么是贞德呢？或许是因为她身上包含的美好品格能够满足每一个法国人的想象，就像1920年设立贞德节的提案中说的一样：“每一个法国人，无论其宗教、政治和哲学见解如何，内心之中没有不对贞德心怀敬意的。你们是天主教徒，那他就是一位殉道者；你们是君主派，那他就是为圣路易子孙加冕的女英雄；对于共和主义者，他是人民的孩子；对于社会主义者，她受遣来慰藉穷困者。所有的党派都能援引贞德，但他又超越所有党派，没有哪一方能将她据为己有。”

贞德在漫长的时间中被遗忘和淡化，又骤然转变为民族的象征，实际上体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在旧制度时期，法国不需要象征，他唯一的象征就是国王与王室，所以贞德就和法国历史中其他的英雄人物一起，在吟游诗人的口中传颂，而在革命发生以后，新的法国决意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在这个过程中，新法国的象征物被急速创造出来，他们有的是革命时代的创造，比如7月14日，比如马赛曲，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有的是革命者对古典时代的改造，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比如古罗马的元老院，但同时也有一些是旧制度时代被每个法国人熟知的传说，比如贞德。

因此贞德在一开始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王朝体制中的法国不需要象征；革命时代的贞德被敌视，是因为他是旧制度的产物；而19世纪的贞德被上升为民族的象征，是因为她的形象与传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法国人的民族想象。在一开始，对于贞德的不同记忆蕴含的是共和主义者与天主教徒的冲突，而在天主教与共和国和解之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又在左右两个方向上撕裂了法国，但是无论怎样，每一个人都承认，那个来自洛林的善良女孩，已经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在民族主义的喧嚣过去以后，贞德，以及所有与贞德有关的记忆，都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

本文转载自知乎，原文请见：

为什么圣女贞德（Jeanne d'Arc）被烧死后过了很长时间，人们又将她奉为圣女？

我之所以喜欢米拉版即吕克·贝松版《圣女贞德》，是因为它正好对我这种唯物论历史爱好者的口味。而在此之前各个版本的《圣女贞德》电影无不把贞德神化或者过于女性化，比如英格丽·鲍曼版完全不像是贞德而像是圣母玛丽亚。

米拉·乔沃维奇的圣女贞德并不是十分符合大众对历史上这位传奇女性的美好想象。米拉长得非常犀利，缺乏女性温柔美。但是对于圣女贞德这个特定的历史形象，她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相对于米拉·乔沃维奇版贞德，莉莉·博索斯基版贞德恐怕在外形上更有浪漫色彩。但是那种形象只存在于舞台或油画中，真正处在百年战争中与粗鲁的男性士兵摸爬滚打的女孩绝不会那样娇柔如花的。

在《圣女贞德》的电影中，米拉版算得上是最唯物也是最贴近现实的一版。影片大大淡化了宗教在客观现实中的影响力，并在每一处细节真实展现贞德留下的传奇事迹并添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色彩。个人觉得，这一版《圣女贞德》之所以惊世骇俗并引起了强烈抵制，主要是因为它削除了五百年来笼罩在贞德这个极度光辉的历史人物身上的神性，把她还原为类似于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恐怕还是对贞德极其崇拜的法国人吧。

相对于被无数剧作家捧起来的女圣徒，我们更应该接受让娜·达尔克同样具有人性弱点的事实。

因为真正的英雄正是来自平凡的民间、来自你我的身边。

在影片开始没多久，贞德的村庄就被英国人袭击燃起大火（历史真实事件）。闯进门来的英国兵遭到了贞德姐姐持剑反抗，于是就有了那句非常著名的“法国男人真是孬种，居然让女人去打仗”。

其实这句话就是当时英国人嘲讽法国人依靠“阿马尼亚克妓女”（英国人对贞德的蔑称）打仗时常说的话。

贞德姐姐的话呼应了法国人数百年来对贞德以女性身份勇赴国难的壮举的评价——上帝的意愿！

查理七世的岳母约兰德（Yolande of Aragon）在影片中化身成一个身处在浓烈宗教色彩时代的唯物者（至少感觉上她非常像唯物者），她远没有其他人如教会的人那样崇拜上帝或神明，似乎在这个女人的心中，摆脱神学桎梏的思想解放时代提前几百年来到了。

约兰德懂得在法国一败再败的情况下，国主和教会的威信已经岌岌可危，这个时候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就提上日程。约兰德支持查理见贞德这个文盲村姑不是因为她相信贞德真是上帝派来拯救法国的，而是她知道人民相信。这个时候，哪怕人民相信一只癞蛤蟆能拯救法国，约兰德也会把癞蛤蟆打扮成救世主。

吕克·贝松正是通过约兰德传达唯物思想。

约兰德不信贞德的神话，但她却需要别人相信。这也是查理七世集团共同面临的问题，贞德的神话只要民众相信、能调动士气，那么对他们就是有利的。约兰德作为统治阶层，就不能像老百姓那样盲信上帝的力量，但却必须利用百姓的心之所向。

历史上出名的预言，基本都是马后炮。事情发生之前，我从没听说过什么预言。

而历史上的贞德根本谈不上拯救了法兰西，她死后百年战争又打了二十年。贞德之所以伟大，是源于她唤起法国人强烈的民族魂爱国心，这恐怕是贞德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贞德通过了处女检查，约兰德大喜过望。在当时的宗教中，处女是不会被魔鬼蛊惑的，贞德就只能是上帝派来的人，这对提高军队的士气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从约兰德的戏中表现看，吕克·贝松版《圣女贞德》的唯物色彩已经是非常强了。

约兰德还有一处展现出其唯物思想的地方就是贞德解放了奥尔良后，宫廷筹备查理七世的加冕礼时，瓶子里专门用于加冕的圣油因年久挥发了。主教和其他宗教人士都难以解释圣油为什么不见了，也不知道从天堂来的圣油没有了之后他们该如何找上帝求助。

在这些人眼里，圣油是上帝的东西，民间是不会制造的。既然上帝的礼物不见了，那加冕礼该如何举行呢？这个时候，威武霸气的约兰德扮演了上帝，她把民间油倒进圣油瓶子的“壮举”把教皇都吓到了。约兰德内心（或许是导演）对宗教神学的蔑视也可见一斑了。

约兰德现场表演了“天堂白鸽把上帝的神油倒进加冕用的瓶子”这个奇迹，给岳母大大点个赞。

奇迹，是整个圣女贞德神话中最常用的词。

它甚至出现吕克·贝松版《圣女贞德》的片头，片中也屡次提及。

约兰德在告诉所有人，所谓的奇迹都是人类自身的努力造就的——这等于在告诉我们，贞德是靠自身的魅力创下了功业。

贞德的铁杆追随者们的内心深处，也未必相信贞德神话。这还原了部分历史，也展现了吕克·贝松削除贞德神性的一面。

但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影片的最后，也是吕克·贝松版《圣女贞德》最受争议、最胆大妄为的展现。

在此之前，圣女贞德的牺牲无论是在影视作品、纪录片还是文学作品中都升华为殉教者，贞德之所以成为圣女，是因为她宁死也不愿背弃上帝，为自己的信仰和祖国而死。

即便全世界都不相信贞德的神话，但我们至少知道，贞德自己是相信的。

但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吕克·贝松版的《圣女贞德》最后——

贞德在内心深处否定了那些她自幼听到的、来自“她的上帝”的声音。

这真是最为颠覆的改编。

这等于告诉我们，贞德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看到的圣天使以及指示她拯救法兰西的景象和声音都是自己大脑皮层潜意识所暗示的，是她自己想看到的。

她知道自己是个妄想家，原来一切都是幻觉。

看到这里，即便是一贯否定贞德神迹、要把她打回疯狂赌徒原型的人（比如答主本人），都哑口无言。我们以为至少贞德自己是相信那些来自她的上帝的声音，可事实或许根本不是那样。

这个时候，那个被封圣的女神变回了也食人间烟火的村姑。

她被“她的上帝”抛弃了。

这恐怕就是圣女贞德故事最残忍的地方。贞德让查理七世登上王位，但是她的国王抛弃了她。即便她改变了历史，制造了百年战争的转折点，但一个没有读过书、仅仅是有点军事训练的十九岁村姑（就算她真是军事家的话）是不会懂得政治和外交的，脱离战场就没有贞德的用武之地，她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是永恒不变的。

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彻底打碎了贞德最后也是最神圣的一道光环，没有宗教信仰保护的法国传奇女统帅贞德只能和凡人一样在火中崩溃。

贞德的封圣，在影片中仅仅是字幕一笔带过。她于1920年5月16日由教皇本笃十五世封为殉教圣女并圣师，她的纪念节日被定在5月30日。

如果影片这时候放一些现今贞德在奥尔良的塑像之类的恐怕会让观众感受更欣慰些，但是没有。那是因为——

后世的圣女光环对当时的贞德本人毫无意义，仅仅是人们出于对民族英雄的崇敬和纪念。大火燃起的时候，贞德的肉身和信仰都灰飞烟灭。

上帝没有来。

很多名家歌颂贞德，其中就包括欧洲思想解放浪潮中的杰出人物伏尔泰。他抨击天主教会的野蛮与黑暗，把教皇比作是“两只脚的禽兽”，却把天主教圣女贞德当作英雄。

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批判宗教神学的谬误，宣扬理性，提倡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宣扬主权在民。

而圣女贞德之所以被天主教徒以外的人铭记，就是因为她根本不是上帝派来拯救法国的。贞德来自民间，她的英雄口号来自她的内心、来自普普通通的法国民众内心最深处的呐喊。

相关链接：雲绯【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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