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棒的律师团队。英国人的理性冷静以及踏实的取证，和美国的律师剧喜欢激情辩论不同，但更加令人信服和敬佩。焦点不在对对方反犹主义和对希特勒的崇拜进行道德评判上，而是作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书籍，是否可为自己的政治立场篡改历史，否认真相这一学术道德上。

喜欢女主人公，在《不朽的园丁》中也有很好的表现

这是一部主角为历史学家，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是否真实存在的庭审。虽然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确证的事实，但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否认这个事实。正如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罪行一样。

有趣的是，这次的取证并不依赖于历史学家的素材挖掘或辩论。而是通过最为客观公正的法律形式，通过法官取证的方式，来证明历史事实的存在与否。通过长达数月的庭审论证，事实证明有关大屠杀的历史不可否认。

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两段话：

第一：这个案件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学界引发了比较大的反响，“哪个历史学家不在想，我的成果经得起这样的审查吗？“有多少历史学家的著作经得起这样的法律审查。这个案件对于历史学家，或者是任何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意义来说，就是要基于事实，对自己的文字负责，要经得起历史和法律、包括公众的审查。

第二：黛博拉在最后的记者会上说：“现在有些人会说这次审判的结果会威胁到言论自由。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不是在攻击言论自由，相反的我一直在捍卫这种自由，同那些滥用这种自由的人作斗争。言论自由意味着你可以说你想要说的话，但你不能说谎，然后还指望不为自己的谎言负责。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像我们说的它们缺失发生了，黑死病发生了，地球是圆的，冰川在融化，艾斯维斯去世了......

唯一感觉不足的是，作为一个理性的历史学家，主角利普斯塔特小姐被建构成如此感性化、情绪化的、烦人的女性形象。这或许源于她从来不信任别人的原因，只依赖自己。能够为她解释的是，最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低估了一个团队的价值。

里面还有2处有趣的事情，律师坚决要求利普斯塔特小姐和大屠杀的亲历者不能出庭作证，一切的陈述只能有法官进行。许多人对这种事情的解读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或许是对的吧，想必法律界的朋友对此有更深的感悟。

2016年的英国电影，得过好几个奖。

情节很简单，历史学家欧文否认纳粹大屠杀，另一位历史学家黛博拉称他为“大屠杀否认者”。欧文因此以诽谤罪将她告上英国法庭。整个影片就是庭审的全过程。最后是黛博拉胜诉。

这个影片没什么花里胡哨的技巧，也没有煽情的桥段，而是不慌不忙的叙述着，让我们慢慢去品味，慢慢去理解公正。

英美的司法制度中，强调维护言论自由。但并非是漫无边际的自由。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言论不能催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二是不能制造和传播谎言。在德国这些限制就更加严厉，所有鼓吹纳粹思想的都是违法。

欧文自称是历史学家，研究纳粹历史三十多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是抛弃意识形态的动机，以公正严谨的态度，挖掘历史事实，得出客观的结论。而欧文却不是这样。出于为希特勒招魂的动机，他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料，并加以篡改，以证明大屠杀是不存在的。他的理论正好迎合了当前社会中那些新纳粹、光头党的思潮。

庭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还原历史的过程。黛博拉的律师团队，以严谨的专业精神和求实的态度，去奥斯维辛考察，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最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的大屠杀的真实情景，撕去了欧文伪善的面目。

黛博拉在最后的记者会上说：“现在有些人会说这次审判的结果会威胁到言论自由。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不是在攻击言论自由，相反的我一直在捍卫这种自由，同那些滥用这种自由的人作斗争。言论自由意味着你可以说你想要说的，但你不能说谎，然后还指望着你不会被追究责任。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一些事情确实发生了的。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奴隶制存在过，黑死病发生过，地球是圆的，冰川会融化，猫王去世了。”

黛博拉最后说：“我有话对那些大屠杀幸存者和被杀害的人说：你们是会被铭记的。”

看了这个电影，引起我更多联想的是咱们国家近年来发生的那些怪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案文字”和“反转新闻‘成为了一种时尚。许多早已被确认的历史被这些人颠覆。什么“邱少云不可能忍受烈火”啦，”黄继光没有堵抢眼”啦，什么“八路军没有抗战”啦，什么“抗美援朝是失败”啦，等等等等。只要是共产党做过的好事，都被这些人否定。

只想举一个例子。最近网上看了个帖子，湖北有个作家叫张映泉，原来受刘文彩后人托给刘文彩翻案，后来翻案文章被社会批评，张作家不服，自费到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家乡调查，调查的结果，张作家彻底对自己原来的翻案文章进行翻盘。

他说：即使是按照旧社会的法律，枪毙刘文彩一千次都不过分！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贩卖毒品，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就饶他不得。

这就是事实。对张作家这种求实的态度和有错就改的精神，我表示钦佩。但是又有问题了，为什么张作家在写那篇翻案文章之前没有去调查？类似这种不调查不探明真像之前就在媒体上大肆鼓噪的人又有多少？

这样的人一般分三种，一种是那些对社会极度仇视的人，如影片中的欧文。利用各种机会，利用各种媒体去宣泄他们的仇恨。

第二种是生活中遭遇挫折，于是迁怒于社会。

第三种是无知。没有信仰没有观点，人云亦云，见了新鲜的帖子就转发就点赞，弄不好还可以成个网红。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人生在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一言一行都应该问心无愧。这是一个现代人起码的准则。

对那些无知的人们，我只能说，多学习吧，除了哈利波特王者荣耀夜店买醉，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知道，多了解点历史没坏处。

“你们是我的见证。”

——《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

走进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这句话。巨大的黑色墙壁上，小小的一行，除了几扇小窗周围空空荡荡。全世界的大屠杀纪念馆或者说承载了一段沉重黑暗历史的纪念馆，或许都不会设计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设计者们致力于保留历史原貌，至少是还原历史场景。奥斯维辛，在二战之后至今74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塑造成二战时的人间地狱。无数犹太人被“清洗”，德国接近战败时将其摧毁，竭力抹除所有直接证明大屠杀的证据，盟军飞机又进行过轰炸，现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奥斯维辛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但是那里堆积如山的鞋子，墙壁上一张一张贴得密密麻麻的照片，焚尸炉，毒气室，置身其中，很少有人可以熟视无睹。

像“你们是我的见证”这样的话，做一个隐喻，从《圣经》中摘录出来，放在这样的场合中，参观者联想到大屠杀的经历者，当时已死的或者幸存者，强化了参观者关于大屠杀的共同记忆。我们正处在一种历史的建构中，我们被期待树立起对大屠杀的承认与同情，进而谴责法西斯主义的恶。但是，很少有普通人会再想：大屠杀是真实的吗？

这是一个冒险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强烈的价值判断 。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大屠杀代表的是邪恶、罪孽，而否认大屠杀则是背叛道德、泯灭人性。它不像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或者某个历史事件的原因，你否认了一个说法，别人可以来反驳你，你也可以反驳回去。大屠杀是一件不容讨论的事实，你否认它就是否认人性，这可能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恶。但是，二十世纪末的一桩案件却因为对大屠杀历史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而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否认》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199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埃默里大学犹太研究专家狄波拉·利普斯塔特《否认纳粹屠犹：对真理和记忆的持续凌辱》一书。利普斯塔特在书中指称英国作家大卫·欧文是否认大屠杀最危险的代言人之一，利普斯塔特一书出版后，多家出版社取消了出版欧文与大屠杀有关联的书籍的计划，使欧文经济利益受损。一年以后欧文在伦敦一个法庭上以诽谤罪控告了企鹅出版社与利普斯塔特，媒体争相报道这件事，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被告利普斯塔特一方步步紧逼，把欧文逼到了败诉的道路上，也在大屠杀之后50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全世界对大屠杀的反思。

当把一个历史问题搬上法庭时，用学术的方式很难解决问题，因为法庭上不仅需要探讨事实，还要让法官相信这些探讨是符合法律、可以进行判决的，因此需要用法律的技巧来击败对手。利普斯塔特和律师团队将其辩护目标定位为证明利普斯塔特书上所写的对欧文的评论都是正确的，而不是证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真正发生过。欧文关于大屠杀的主要观点如下：希特勒在“最后解决”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东部前线犹太人被杀并不是被纳粹当局认可的；纳粹政府没有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毒气室不是用来屠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他们聘请了多位历史学家，仔细阅读欧文的书籍和日记，检验他是否遵守了历史研究的标准规范，对史料的发现和解读是否准确，能否被其他学者验证。但是我有时候不免会想，这是不是另一种悲哀，无论一个事件当时是多么恐怖，随着时间流逝，人们逐渐把这些事看做历史的一部分，不带感情地研究它。这种局外人的思想，历史地存在着，也现实地存在着。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对于大屠杀这样一个可以说极富戏剧性道德意义的事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在运用多种策略来解释它。早期有很多人试图把这最恐怖的种族灭绝描述成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在犯罪的、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脱离了文明的约束而结成的特别紧密的网络的产物。可是细致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刽子手神智清楚、道德“正常”。各种范式都缺乏解释力，于是不停有新的理论被建构，大屠杀的情节被一次次地安排，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大屠杀史实最流行的方法根本不是在研究大屠杀，经常被讨论的倒是现代性的实质与历史趋势、文明进程的逻辑、社会生活逐渐理性化的前景与障碍，仿佛大屠杀未曾发生，仿佛它不是事实，甚至不值得去严肃地思考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展”或者“文明在它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中包含了死亡集中营与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大屠杀成为研究对象后，我们就很少再关注大屠杀本身了。大屠杀研究成了解构与重构理论的方式之一，这种战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勃发一定程度上为否认大屠杀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温床。，有人把这种否认称为“修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福森对历史学的“修正主义”作过描述：“修正是历史学研究的生命线。历史是现在和过去的持续对话……没有单一、永久、不可变更的关于过去事件及其意义的‘真理’。正是历史学家对理解过去永无止境的追寻——也就是‘修正主义’——才使得历史变得重要和有意义。”大屠杀否认者完全或部分否认事实，替纳粹政权和希特勒开脱，如果我们给了他们机会，尤其是在事实发生多年之后，否认之声甚嚣尘上，这就是给了他们历史研究的合法平台，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对当事人的伤害。

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一新史学思潮勃兴，其中尤以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最为有名。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认为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他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织情节”：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他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运用特殊技巧进行编码，类似于弗莱所称的“虚构”的方式。技巧和策略包括在事件中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同时抬高和重视另一些因素、个性塑造、主题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真实——那些再也无法重演的真实——之外，我们阅读文本必须要怀着另一重心情，即文本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 ，读者的认识和解释而非作者的书写决定着文本的意义。从书写者角度和阅读者角度双向打破旧观念，不仅在历史学领域产生了飓风般的影响，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讨论一个文本的具体意义和思想，甚至一个事件，变得越发困难。历史上的一切都变成了相对的，没有什么解释是绝对正确的。解构主义的相对观使得在质疑历史事件意义的问题上产生了放任自流的状况，整个社会开始弥漫这样的氛围，大屠杀否认者也忙趁东风，用解构主义支持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们可以用言论自由来保障个人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很多时候一种思想成为群体性共有观念后，这个群体就会出现排斥性，进而对其他群体或个人表现出敌意甚至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到了这一步，社会需要做出反应来维持契约的稳定性不致发生更大的骚乱。

除了解构主义，相对主义或许具有更加值得思考的深层次内涵，一些人承认大屠杀发生过，但是将纳粹的大屠杀和二战时盟军的行为以及其他暴力事件进行比较，客观上达到弱化和转移注意力的目的。我不否认这些人试图将罪恶相对化的主观目的的不正当性，我也承认纳粹大屠杀确实使犹太人经历了地狱般的苦难，但我还想关注作为相对主义弱化行为另一主体的盟军行为与其他暴力事件。

许多历史学者和政治家在描述其他事件时，会用到一些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词句。哈马斯领导人哈尔德·玛莎在电视采访中讲话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要比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坏很多倍”；卡塔尔记者拉亚·安-内喀什说“纳粹屠犹是历史上最大的投资和贸易机构”；“自由大厅”周报《聚光灯》谈论在德国德累斯顿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最后几天内被（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地毯式轰炸袭击无设防城市而遇害的成千上万的平民”；哈里·巴恩斯在《冲破历史的封锁》中说“二战后被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赶出来的德国人遭受着比犹太人更可怕、更持久的命运”……这些言论将纳粹屠犹与巴以战争、盟军轰炸德国等联系起来，很难说没有政治利益考量。上述事例都遵循相似的逻辑：转移纳粹屠犹的道德逻辑，将受害者视为新的作恶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对于纳粹大屠杀研究的重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其他暴力事件的关注。历史书写者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的构建，最后通过教育等途径全部施加到民众身上，使得民众对历史的认知陷入脸谱化、单一化的窠臼。历史教育的不足（这种不足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阻碍民众建立起理性的历史观，在信息时代更加无法抵御所谓的猎奇的“野史”。人们接触到这类信息，第一反应是“那段历史竟然是这样的？”，而不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这就证明教育出问题了。战后美国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会渲染盟军（尤其是美国）对解放欧洲的巨大作用，而后来大批欧陆学者通过二战档案发现盟军在欧陆上实施的暴行，中国学者会讲述美英苏三国秘密外交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日本学者会强化原子弹爆炸对广岛长崎的毁灭性影响，苏联会极力隐瞒古拉格集中营的所作所为。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或个体会在不同时期利益变化的权衡中用不同手段来达成不同的目的，这就要求人们面对任何一种文本都需要保持警惕，不管你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局内人更要慎重，尽可能地看到历史的全貌，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电影《否认》聚焦于欧文诉利普斯塔特案本身，让我们思索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的建构极其重要，塑造集体共同记忆，是为了集体的存在与延续。但是人的情感性在历史建构的过程中会衍生出无数种可能性，如果作为历史建构直接参与者的书写者和传播者不能理性对待，那么最后可能会使得整个共同体进入一种自嗨状态，封闭的话语体系极易出问题。如今的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就缺乏沟通交流，各自一套话语体系。中日两国关于南京大屠杀一直争论不休：中国指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日本国内则对南京大屠杀一事持模糊态度。显然中国站在本国道义角度的指责是无用的，日本国内的民族记忆仍然被缓慢但坚定地构建着。

我们的建构仍在进行，解构也如跗骨之蛆。但是很多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自我纠缠的方式，而没有提供自我解脱的方式，关于历史学的意义，关于人性，我们需要思考更多。

针对某一历史事件的个人评价、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将导致不同的社会行动。如彼此形成对抗的大卫的行动，和哥利亚的行动。

这部电影试图辨析这些“并不是一回事”的事物和行动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但并没有为个人辩论、法庭辩论和社会辩论中的反方预留一定的空间以放置论据。

影片台词提及的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首先将圣经中的故事颠倒为大屠杀质疑者和受害者群体的对抗，又以情节的走向将这位挑战者变成一无可取的跳梁小丑。这个譬喻的错位也显露了整个故事意义建构的错位。

因为是真实事件，片中大量涉及法律内容需要费心理解，但这也是影片的重要内容，理解了就看懂了它的精彩！影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也许是导演的个人认知或顾忌没有让影片思想性上有更高的提升与深层次的探讨，但能给观众呈现这样敏感的话题就值得多加一颗星。 感性的认知热情并不能赢得历史真相，理性的应对才会让历史真相多一分后人的尊重，一味地谩骂和无知的暴行只会让对手更加狂喜，赢得更多的受众，在民粹烈火复燃的未来，历史会面对更艰难的挑战

让我想起了南京大屠杀，还有张纯如。但是电影给我了另一个视角，一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审判，确实对于本案子来说，不能用历史幸存者和正确的历史观来辩，法律的审判有规定有界限，英国和美国的审判法庭也不同，律师最懂怎么赢得本案！女主的经历和脾气性格注定需要与律师团队们有时间磨合，有互相理解的时间。 对于所谓“历史学家”们，有的可能真的讲述的不是真实历史，因为谁也不知道真真确确的历史，也确实，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研究的历史学家，有可能是带有“标签”的，我觉得写有影响力的书籍的人需要客观真实的去撰写，而观看者也需要客观的看待，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一味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上高中的时候，一位坐在后位的男同学喜欢希特勒，平时也在看有关他的书和传记，我积极的跟他说希望他能参选共青团员，因为当时我是团支书，但他跟我说，他绝不加入团入党，希特勒是永远的信念，我大为震惊，基于尊重，未做评论，不知道他现在还这么坚定么！